南都：你是到什么时候觉得我需要进入大学了？

　　谢有顺：从事学术研究，目前的最佳选择还是大学。大学能提供一个平台，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它能让你面对学生，把你对文学的理解与学生分享、对话，保持思考的活力。但直到2006年我开始读博士，到大学的条件才比较成熟，那时，国内有多所大学，像复旦大学、中国人大等，都想引进我，但我最终选择了中山大学，因为我很喜欢广州，也很喜欢这所学校。

　　我是一个勤奋的写作者

　　南都：但一个报社编辑进入大学体制并不容易。

　　谢有顺：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从报社编辑一下子到大学去，他其实忽略了我在报社编辑身份之外，还是一个比较勤奋的写作者。

　　我固然是有媒体的背景，也在省 协会工作过，但我的文章也一直在大学认可的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中大要我填写一份材料的时候，我的简历里写到有二十几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中大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没有向我核实其他的任何材料，唯一就是要我提供这二十多篇被转载文章的原文。其实我也理解，中大几乎不能相信，一个34岁的人有二三十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因为在学术界，哪怕是比我年长很多的学者都未必有这么多。我被转载的篇数肯定超过了绝大多数的教授，他们肯定抱着一种不太相信的心态。

　　我去中大不一定和这个有关系，但至少表明这个人的学术能力是可以信任的，哪怕用最严苛的学术标准，我也达到了一个教授所需要有的学术条件。比如我在《文学评论》这样最高级别的刊物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文章被《新华文摘》甚至《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这样的高级别刊物转载过好多篇，《人大复印资料》当时转载了二十多篇现在已经达到四十篇了，在CSCI这样级别的刊物我发表超过一百篇论文，如果仅仅按照数量来说，我评五个教授都够了。也就是说，即便用最严苛的学院的要求来要求我，我也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南都：你去复旦大学跟陈思和先生读博的情况是怎样的？

　　谢有顺：我一直都想读博士，觉得这也是一种让自己接受学术训练的很好的方式，但在现有的体制里，读学位有很多要求，比如外语，就是一个硬条件。我因为是保送生，所以到了大学读的是日语，英语也学一点，我甚至还参加过两次新东方，学新概念英语，但我这两门外语，都远达不到博士外语的水平，所以读书一事就卡在那里了。最初并没想考复旦大学，我知道复旦的外语要求很高，后来陈思和老师知道了我想读博的意愿后，主动打电话给我，希望我考复旦的博士，以他的学术地位，可以争取破格录取，我后来也确实是破格录取才进入复旦大学的。进入复旦之后，陈老师尽管忙，但还是在很多事上，包括学术研究方面，给了我很多指导，拿学位是一回事，通过这种学习际遇，让自己重新出发，这是另一回事，因此，我对复旦是一直存着一份特殊的感念的。

　　南都：到中大以后，你的研究状态跟你之前有怎样的变化？

　　谢有顺：也许，在写作和研究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路子往前走，但在呈现出来的状态上，还是有变化的。比如，在发表文章的刊物选择上，会尽量照顾学校需要的所谓级别，这会直接影响你的科研积分。

　　进了大学，客观上，每个老师都担负科研和教学两方面的任务，不可偏废。很多人重科研轻教学，我是不认可的。既然做了老师，当然要教书育人，要讲课，要让学生爱听你讲的课，要让学生从你身上有所得。所以，最好是让自己的研究和自己的课程有一种对接。我在中大约定自己不讲重复的课，就是不让自己懒惰，也表明对学生的一种尊重。因为一旦松懈，做老师就是混日子，而大学老师要混下去，是很容易的。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从现场出发

　　南都：一般的研究者都有明确的研究范围，你对自己有这样明确的定位吗？

　　谢有顺：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研究路径，但我不像一些人那样，有那么深的学术焦虑，好像不写一部文学史，不提出几个概念，就担心没有自己的学术领地。于是，大家都忙于建立什么体系，都在写文学史，都在创造新词，为此也制造了很多学术垃圾。不说别的，那么多文学史，有几部是有创见，有新材料、新论述的？都是在一个层面的重复而已，我觉得很无趣。

　　当代文学研究是很特殊的学科。假如没有对文学现场的熟悉、跟踪、把握，没有充分的个案研究做基础，没有自己在第一时间就敢下判断的能力和勇气，你如何能够准确地分析、敏锐地决断？许多时候，那些理论和名词，对一部新出版的作品来说并不合身，你强行要嫁接上去，多少就有一点隔膜、别扭，这种状况越来越恶化，结果就会导致创作界和研究界越来越对立，越来越无法有效地对话。

　　 是不会轻易被你手中的理论、说教吓住的，能让他们服气的是批评的专业精神，以及那种长驱直入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我希望自己的研究是从现场出发，从写作的实际出发的，所以，这些年，我不急于建构什么体系，但我不断在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比如，除了我所擅长的小说批评之外，我做过专门的诗歌研究，我还研究过两三年散文，这种文体之间的对话，也能给我很多启示。我相信，小说、诗歌、散文都研究一遍之后，所形成的文学整体观会更坚实、有力。现在，能在这几种文体之间自由穿行的研究者，是很少的。所以有时我看一些学者的文学史，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懂诗歌，但史论不能缺了诗歌这块，所以他就很隔膜地对诗歌发言。我希望自己不成为这样的研究者。

　　南都：你对自己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期望？

　　谢有顺：我们这代人，无论是 还是理论家，某种程度上都是喝着狼奶长大的，所借助的资源也多是西方的。在思想视野上，有一种空间上的优势，但在时间上，有一种先天不足，也就是说，研究上普遍缺少历史感。我们可能解决了和西方的关系，但解决不了和传统的关系，我们从当代走不回现代，从现代也走不回古代，时间上，总是断裂的，这当然是一种局限。是否有一条能贯通地解释中国文学的线索？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大问题。这其实也是研究中国文学越来越需要拓展的视野。假如你只有西方的理论，你或许可以读懂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但你未必读得懂90年后中国文学的转向。比如莫言的小说，80年代他受拉美小说影响多，但《檀香刑》后，他显然受到了中国传统小说、地方戏曲的影响，这时，光有西方理论就解释不通了。因此，要对当代文学做通盘的考虑，才能真正解读出它的复杂和多义了。

　　[同题问答]

　　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些？

　　谢有顺：《红楼梦》、《圣经》《中国史学发微》、《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西西弗的神话》、《变形记》，等等。

　　你认为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谢有顺：心得和自得。

　　到目前为止，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谢有顺：《写作的常道》，但刚刚交稿，还没印出来。

　　你的工作习惯是怎么样的呢？

　　谢有顺：我喜欢同时读几本、甚至十几本书，把同类问题的书都找出来，对照着读。白天读书，晚上写作。

　　除了做学问外还有些什么样的爱好呢？

　　谢有顺：研究木头，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