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来参加《天鹰沉浮》的发布会。《天鹰沉浮》是一部具有丰厚历史背景和内涵的小说，作为一个创作历史作品的作者，我很愿意从观察历史的角度，在这里和大家一道交流一下自己的阅读体验。

　　故事的最主要背景发生在民国。开办“天鹰皮鞋店”的霍氏一家人勤奋、宽容、谦逊、忠厚，无论待人处事还是经商置业，都能让人看到中国传统道德闪亮的一面。我们过去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总爱把有钱人说得多么不堪，然而民国时候其实并没那么多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人们致富大致靠这几点，一是有世代传承，出身名门望族，比如故事中的钟家。二是读书，比如霍家为儿女选择的道路。三是要肯吃苦，长工还没起床，你就先跑到车床边上去。霍家就是这样靠勤劳发家的典型。

　　霍氏夫妻知道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只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诚信踏实，而不是坑蒙拐骗。这是当时跨阶层的一个公认条件。致富之后，霍家还捐款资助穷人及家乡，建学堂，收留任何一个来投靠他们的穷乡亲。故事中提到了教堂的影响，我觉得这并不是主要因素。实际上当时很多富人都清楚要怎样善待旁人及回馈社会。以前有一个被狠狠批判过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他的“收租院”和“水牢”曾是上个世纪中期“忆苦思甜”活动的最佳素材，多少人看过之后泪流满面，对“恶霸地主”恨之入骨。在历史上，“收租院”和“水牢”都是子虚乌有，刘文彩本人也绝没有宣传中说得那么穷凶极恶，相反，他乐善好施，四川大邑的很多教育事业都是刘文彩所一手创办。

　　我个人以为，相对稳定的社会阶级分层同时也有助于社会道德的稳定和完善。故事中我印象比较深的人物是女主人公霍舜瑶，她经历过解放后的各种运动和文革，但即便个人受尽磨难，仍然能够以一种美好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世界，并期待着国家更加繁荣强大。我对这一点是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写作正面抗日战场的原因，我曾采访过很多抗战老兵，他们都是从民国过来的人，尽管经历各不相同，然而几乎都有着许多让我们为之景仰的优秀品质。有一位叫祝宗梁的老人，他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抗日杀奸团”重要骨干成员，年仅十八岁就刺死汉奸。祝老后来因此被抓进日本人的监狱，受尽酷刑，再后来，因为历史原因，解放后的几次运动都受到了冲击和连累。我访问祝老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对于当年的英雄壮举和蒙受的不白之冤，都只是轻轻一笑带过。前年他女儿带他上我那里散心，说祝老被人骑车撞了，住了医院，不仅健康受到影响，听力也大不如前。他女儿抱怨，说祝老被撞以后，就挥挥手让对方走了，也没要医药费。老人则对我笑笑，说那是个打工的小伙子，不要为难人家了。

　　我们周围的人文环境的显著变化，我感觉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从那时候起，它和自然环境一样，似乎一直都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什么原因，值得探讨，是人文教育的缺失，还是社会阶层的分化过于无序和混乱，以致影响到了人的价值观。总之，读到《天鹰沉浮》，我会有一些感伤，我会怀念那些逝去的美好。

　　《天鹰沉浮》另外带有突破性的一点是涉及到了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近代以来，国内意识形态对西方文化的渗入大多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一谈到基督教，谈到近代来华的外国人，全是洪水猛兽，没一个好东西，连基督教都是侵华工具。晚清时有一个著名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就因为趟了这趟浑水，结果差点毁了名声，自己也为此郁郁而终。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叫《死水微澜》的小说还写到了老百姓如何与教堂做坚决的斗争，里面教会里的人自然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自身家庭经历的原因，《天鹰沉浮》对此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那就是文化有冲突但更有包容和吸收。故事发生在洋人统治的沿海小城，霍氏夫妻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要放在别的故事中，霍氏夫妻的形象肯定正面不了。后面更写到霍氏夫妻做慈善也是受到了教会的影响，我相信这就是当时的事实，但幸好它是文学作品，如果是历史作品，恐怕过审都难了。

　　《寰宇地理》有一部英国人拍的纪录片，以英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殖民史。实际上西方对他们的殖民战争也是有反思的，不是说殖民都是好的，但它里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西方在殖民手段上也有改进，比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和在香港就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它客观上确实带来了新的文化空气和思维方式，就好象《天鹰沉浮》中所说的，从霍氏夫妻一直到他们的女儿霍舜瑶都从中受到了影响，其中很大一部分不能说是无益的。再进一步，如果缺失了这一段过程，中国可能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我就先说这些，其它希望大家多读原著。最后，再一次向本书作者胡英子、苏珊女士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