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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专访原山西长子县委副书记、著名诗人、《九州诗文》主编毕福堂（中国梦 • 一百位华语诗人
系列专题访谈）
中国访谈网记者/白恩杰（《天涯诗刊》主编）
编辑整理/寇宗源、高晓东（《天涯诗刊》副主编）
诗人简介：毕福堂，男，曾在天安门国旗班站岗，后转业回地方，曾在山西电视台、山西省文联《火花》编辑部工作。做过杂志社诗歌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等职务。其间到基层挂职过县委副书记。现任山西省文联《九州诗文》杂志社社长、主编。先后在《诗刊》、《星星》、《绿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选刊》、《萌芽》及香港、台湾等报刊发表作品五百余首（篇）。部分作品被全国十余家出版社选编、刊登。出版过个人专著《摇篮梦》等三部。《世界名人录》、《中国新诗大辞典》、《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中国当代青年
名典》等先后载文对其创作业绩进行了介绍。先后四次代表山西诗歌界参加世界华人诗歌研讨会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研讨会。系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山西省
协会会员、山西省青年
协会副主席。
在移动的时光中，他总是握着笔，写下生命的每一季颤动，万物都活了。在诗坛上默默耕耘多年，守着心灵深处高贵的精神高原，这是不朽的财富，最美的回忆。
今日，非常有幸毕福堂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借用“中国梦•一百位华语诗人
系列专题访谈”活动平台，我们一起走进：毕福堂：诗歌是心灵深处的精神高原。
中国访谈网：近20年了，您一直在编《九州诗文》，请您谈谈二十年前的诗歌作品与当今的诗歌作品有何不一样？或者有何时代意义？
毕福堂：从九三年《九州诗文》创刊至今，我从当初的副主编到现在的主编职务，其间除了有七年时间到长子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外，其余时间一直在编刊物。那时的诗歌，正逢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极大期望。因此，直抒胸臆的、歌唱式的，有激情、鼓舞人的作品较多，人们对诗歌的热情比现今要炽烈的多。以我们这样一个内陆省份的山西省文联的《九州诗文》为例，创刊伊始，国内外著名的诗人诸如白桦、柯岩、昌耀、李瑛、吕进、阿红、杨光治、桑恒昌、叶文福、雷抒雁、韩作荣、张永枚、黄亚州、周涛、丁芒、傅天琳、李钢、舒婷、汪国真、叶延滨、高洪波、李小雨、马新朝、柯平、伊甸、雷平阳、江一郎、路也、李小洛、曲近和余光中、席慕蓉（台湾）、洛夫（加拿大）、傅天虹（香港）、尤今（新加坡）、梦莉（泰国）及我省的诗人董耀章、潞潞等都给本刊赐过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山西省文联的一本诗、文杂志，竟有如此多的方家名人予以支持，确实折射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诗歌的喜爱。现在人们对诗歌的热爱程度远不如九十年代了。那种清纯、优美、向上、动人的好诗不多见了。就是连一些诗歌大刊，开篇头条的作品，也不被大多数读者所接受。一些没有美感、结构杂乱、诗句空泛的“一头雾水”的所谓中西合璧的现代派的作品，很难让人一字不落地读下去。读都读不下去，何以能够打动人呢？难怪不少人发出了“亲爱的诗坛离我越来越远了”的感叹。
中国访谈网：您的写作生涯中，对您的写作触动较大的事情是什么？您作品是受哪些人的影响较大。
毕福堂：写诗中没有对我触动较大的事情。但让我开了眼界，令我悟到诗句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写，是八十年代遇到重庆诗人李钢。一九八六年十月，我和诗人、《火花》主编董耀章、应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之邀，在风景如画的重庆北碚西师大世界华人诗歌研讨会上，结识了风靡全国的诗歌《蓝水兵》的作者李钢，他的诗歌的变形语言深深触动了我，而他精辟独到的见解，对我后来在诗的语言上采用变形手法很有帮助。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来自宝岛台湾，被称之为“诗魔”的大诗人洛夫，他诗中奇异、鲜活的意象和语言，也深深启迪了我。正由于此，我后来的作品在语言上，受到他们二位的影响较大。这样的好处是：诗歌较之先前耐读了，美感加强了。
中国访谈网：能否站在您自己的角度上，给读者朋友详细谈谈您对当下诗人存在价值以及时下诗人对社会的正能量有哪些？谈谈您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诗歌创作这条路的？诗歌边缘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毕福堂：当下确有一大批诗人，他们首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祖国充满赤子之爱，对弱势群体满怀怜悯之心的真正的诗人。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他们对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嫦娥飞天的轨迹中，有他们的诗行；中华腾飞的号角声中，有他们的鼓舞士气的韵律。就像阳光、雨露不可或缺，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他们功不可没。说到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诗歌创作这条路的，其实简单而漫长。我最初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偏爱作文，初中开始写一点打油诗。直到我参军来到首都北京卫戍区十三团四连（新华社警卫连）后，写诗的狂热劲真正开始了。那时我是炊事班的副班长，一天忙碌的为百余人做饭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晚上我独自钻进空无一人的食堂里，如饥似渴地读诗、写诗至每晚十二点钟。（早上五点还要起早做饭）好不容易睡下了，我一晚上能拉三、四次灯，记下单人床上折腾的“灵感”，弄的同屋的另外三位老兵叫苦连连。我曾创下一个月三十天时间，竟有二十八天往《解放军文艺》送“稿”的记录。当时，负责诗歌稿件的雷抒雁见到我这个每天准时报到的小战士，都有点无可奈何啦。不接待你吧，你着实辛苦每天准时从大老远赶来；接待你吧，人家每天要阅看全国各地诸多军种数以百、千记的大量稿件。最后还是时任主编的心慈目善的大诗人李瑛为我发表了第一首诗。后来我被团里抽到天安门警卫连国旗班专门写诗，之后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战友报》、《解放军歌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发了不少作品。其实现在看来，那时的作品根本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充其量是一些概念化，口号式的直白之作。但，没有当初的疯劲，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今天的工作、事业、处境、待遇。我时常清醒地告诫自己——如果没有当初的诗之爱好，没有这行行方块汉字，我恐怕至今还是一位春夏秋冬在田间劳作的农家之弟。每每想到这里，就感觉这辈子也可以了。人，一定要往下比，和那些至今还在老家辛苦奔波的伙伴比，要想到咱好歹混了个正处级，一个月要拿五千余元的工资，而小时候玩大的同伴至今或打工、或卖菜，他们真正是不易啊。
中国访谈网：目前最成功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他给你带来了什么？
毕福堂：说心里话，我没有最满意、最成功的作品。如果非要从几百首诗里挑一、两首，自我感觉尚可的诗作的话，可能要算八八年发在《诗刊》11期上的《等你》。此诗在《诗刊》发表后，陆续被全国十多家报刊、出版社选载、出版。其中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古今情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秘藏爱情诗精选》、香港文艺出版公司出版的《当代青年诗人情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爱情诗选》和不久前由著名诗评家、原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吕进编选的《新来者诗选》等，都选载出版了此诗。后面的这本诗选，用吕进的话讲：所谓“新来者”，是指新时期开始写诗或者写诗较早，但在新时期才成名的青年诗人。他们和“归来者”、朦胧诗人以及不属于这些诗群的资深诗人们，一起打造了新时期中国新诗的繁荣。另一首八七年在《人民文学》1-2期合刊号上发表的《假山石》也有数家出版社选载出版。以上诗歌的发表并未给我的现实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在精神层面上，似乎每每想起总觉有一小点时感愉悦的成就感。
中国访谈网：很显然现在不是诗歌的年代，您认为目前中国诗歌的症结在哪里？我们的希望和出路在什么地方？中国诗歌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国际认可呢？
毕福堂：是的，当年那种一首诗可以打动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读者的场面再也不会出现了，或者说至少近期不会出现了。当年，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等，是怎样打动了我们的心扉啊。当下的诗歌良莠不分、鱼龙混杂，一些真正有美感、有哲理、接地气的好诗真的不多见了。诗歌的症结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大刊、各刊的引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把一首大多数人看不懂、看不下去的、没有美感的、枯燥的“神经错乱”、“不知所云”的唬人之作发在头篇，要误导下边多少读者、作者。我曾问过一位在国内获得过包括鲁奖在内几项大奖的著名诗人，连他都说：可能名刊头篇的作品，连编发者或许也没看懂。我相信他的话不无道理。总而言之，诗歌还需从云遮雾罩的“高处”走下来，走到脚踏实地的民间，走到低过草木的虫鸣萤唱中去。让炊烟、鸡啼听懂尘世的真、善、美；让心跳、热血合着希望的晨钟激荡。如果人人每天都能快乐、舒心诗意地生活，像我们璀璨、博大精深的古典诗词一样，中国的新诗，一定会在世界绽放出别样奇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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