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和成就不能低估。过去很多人认为和世界水平相比，我们要低一截，我认为不一定。中国诗人中的徐志摩、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也不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大诗人水平低，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和聂鲁达、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这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十四行诗相比较，我认为不分高下。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人在文学方面的焦灼心态，得到缓解了。其实，我们可以更自信一些。鲁迅、老舍、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只是命运的拨弄，不是水平不到。

　　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曲折，可能会挫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但是“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人幸”，大诗人杜甫就是把自己经历的动荡和苦难，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才成就一代诗圣。那种深刻又浩荡的情怀把一个时代的不幸，转化成民族精神的丰碑，人类文化的瑰宝，千余载而下，吟诵起来仍然让人激动不已。另外一方面讲，安定的生活，也可以成就诗人，但必须有内省的深刻，像狄金森，向内用功，终成硕果。

　　英国文学曾经对世界、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的文学在现当代对外国的影响比较小，首先在译介方面就捉襟见肘、寥若晨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过去中国的国力逊于他国。大英帝国，是个岛国，但曾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这种政治影响使得英语文化也大范围地扩张。中国当时有四万万人，人口众多，但积贫积弱，对外界影响很小。现在，我们的国力日渐强盛，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将来汉语的影响会追上英语，汉语文学的影响也会追上英语文学，播散到世界各国。不过，我们绝不会重复英国的道路，我们的文学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搞文化殖民。

　　记者：如果请您对中国诗歌有所建言，您如何看待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

　　屠岸：我曾把中国新诗发展的要点列为六条：继承传统，革新传统；引进外国，改造外国；立足世界，独树一帜；多元融合，百花争妍；拥抱现代，突进现实；忠于良知，不说假话。这些并不全是我的创见，我只是归纳或罗列一下。六条中，后三条更重要些。

　　“多元融合，百花争妍”是一种呼吁，呼吁风调雨顺的艺术气候，或者风和日丽的艺术环境。这种环境的基本标志是：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呼唤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各种风格、流派、题材、体裁的自由竞争。这是保障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先决条件。

　　“拥抱现代，突进现实”是新诗的生命线。西方的“现代”，已经百年之久。今天的现代意识，与20世纪一脉相承又迥然不同。如何从上个世纪的困惑和焦虑中摆脱出来，思考人类的终极命运，是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历史大任。诗人站在时代的前列，应该对此保持敏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在时代大潮的冲洗和涤荡下寻觅人类的新黎明。

　　“忠于良知，不说假话”，是摒弃伪诗、产生真诗的出发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斗争长期存在，说真话是达到真理的起跑线，是实现道德醇化的过滤器，也是构筑伟大艺术的奠基石，这已被人类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