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农村老人从来没有个人生活

　　《江湖》：留守儿童与留守老人在您的笔下是分不开的议题。《梁庄》中的赵嫂算了一笔账：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会有你好看的。近几年来，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梁鸿：农村老年人养老是非常大的问题。青壮年农民出去打工了，他们或许几年才能回来一次，有些老人七、八十岁了还是没有人管。而农民工在城里的生存环境非常狭窄，也没有能力可以接老人过来一起生活。很多老人就那样悄悄地活着，直到最后实在爬不动了。这是极为残酷的现实。其中一部分老人被送进了养老院。养老院是一个被遗弃的象征，中国的养老院还不是一个合理的、正常的社会存在，尤其是在农村。即使老人被送到了养老院，这笔钱谁来出？这就涉及到了大的社会保障机制的问题，也表明了农村孝道的衰败。

　　很多年轻媳妇根本不愿意养老人：一方面，他们长期外出打工很艰辛；另一方面，年轻的媳妇、年轻的孩子非常自私。因为这个社会教导他们要自私。你要发财，你要自己挣钱自己花！既然是自己挣的钱，凭什么来养活他们呢？所以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家庭纠纷。当老人没有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从精神上到形体上都被抛弃掉了。孝道不是说你在老人面前待着就好了，而是你心里有没有想着他们。政府呼吁我们要回到传统的孝道，要让年轻人来养活老人。这是对的，但当这群年轻人回到农村来养老，谁给他们钱呢？他们面对着非常艰难的选择，而政府光提倡回家养老有什么用呢？最好的还是要让养老机制有所保障，让老有所依，也给年轻人减轻负担。其实老人是乐意照顾子女的孩子的，因为子女在外挣钱确实很艰难，如果他们不给孩子们养孩子，谁来养呢？他们的子女只能靠省保姆钱来省出打工的钱。现在我们城市的老人平时打打球，练练气功，公园里散散步，日子过得多丰富啊！农村老人哪有这样的机会？这又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歧视。农村老人从来没有个人生活，他们没有这种空间，现实也没有给他们这种可能性。

　　10、在北京挤公车太可怕了！

　　《江湖》：您说过自己从小就是文学青年。您对于文学的喜爱是否有影响到您在后来从事教师一职？

　　梁鸿：我是师范毕业的，一直以来都是在当老师。实际上我博士毕业之后，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其他的职业，我一门心思要在高校找个教职。不是说当老师多么光荣、多么伟大，而是当老师可以有自我支配的时间。我特别害怕每天出去上班，在北京挤公车太可怕了！我也不喜欢事务性比较多的职业。做老师你还有一份职业的尊严感，我也很乐于教书育人。哪怕在课堂上看到的是一双发呆的眼睛，我要是能拉回那么一点点，让他听一下，我就很幸福了。虽然我的初衷只是想在家里待着，但我确实也想自己写点东西。

　　11、文字和影像是可以互补的两种艺术

　　《江湖》：您曾撰文评述阎连科老师的《日光流年》。您怎么看同样作为当代文坛描写农村的典范之作的《白鹿原》被搬上了荧幕之举？您认为文字是否比影像更真实、更生动？

　　梁鸿：我还没有完整的看过电影版的《白鹿原》，书我是看过好几遍的。所以电影我无法评述，但我认为文字和影像是两种艺术——文字艺术与视觉艺术。文字是有遐想空间的，这种空间是电影所没有的，但是电影的冲击力可能又是文字不能达到的。文字怎么被改编成电影，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文字可以是十分漫长的，比如说一百年的历史，它用一百万字表现出来，而电影只能在两、三个小时内把它浓缩出来。哪些该删减，哪些该增添，这个时候特别能显示出一位导演的历史观、电影观和商业观。

　　作为一个资深文学青年，我还是喜欢看文字。文字的言外之意更多。文字能够更细腻、更深入、更具有穿透力的表达它所描述的事物。在这个时代，影像的传达可能会促进文学的销量。这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千万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如果《梁庄》被改编，我也是非常愿意的。大众媒体、消费文化的时代，媒介发生了变化，变成全息的图像文化，影像的受众面大，也更容易让人接受。现在的人变懒了，懒得去看书，对精神的诉求越来越少，也浮躁了。电影固然好，但文字也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审美、历史与思想是需要时间慢慢捉摸出来的，所以我们仍旧应该大量的阅读文字。有人说电影改编的不好，骂也罢，赞美也罢，总之导演把它改编出来已经是一种胜利了。当然也会有其他人来继续尝试改编创作，像《白鹿原》已经有了舞剧、话剧，它就是需要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推出，最终塑造《白鹿原》一个文学经典的形象出来。

　　12、现在的孩子们灵魂被压得太低太低了

　　《江湖》：作为一名70后的大学教授，您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80后学生与90后学生群体特征有何异同？

　　梁鸿：孩子们都很聪明，压力也都非常大，我真是特别理解他们。他们在高中时代完全为了应试而学习，入了大学刚轻松一年，马上又面临着就业的压力。要考公务员，要考英语，要考研究生！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自由的想象。社会没有给他们精神自由成长的机会。而人是需要精神成长与精神完善的。在你还没有完善自我的时候就被栽进了一个最世俗的框架里面，你怎么样获得完整的人格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们原来做文学青年，还可以做做梦、流流泪、写写诗、唱唱歌……现在的孩子们灵魂被压得太低太低了。整个社会紧张、浮躁的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个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当父母的没有，孩子也没有。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房价高、失业率高……这些对孩子的影响都非常大。它们会让一个人的灵魂一下子收缩起来。

　　13、香港人的公民意识与自由意识要远远高于大陆的人民

　　《江湖》：能请您谈谈对于“年轻人参与保钓游行”的看法吗？

　　梁鸿：“国是怎么爱的”、“通过什么方式来爱”、“我们为什么这么去爱”从来都是复杂的问题。不是说你不打砸抢就是理性爱国了，你要去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缺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去游行，是因为别人去了我们才去吗？钓鱼岛事件发生了大家去游行，那么为什么有些事情不可以游行呢？当一个大的目标号召大家去游行的时候，队伍里有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有失业者、有老板、也有打工仔，大家各有各的诉求。我们以为我们是纯洁的，但纯洁的背后是什么呢？现在的年轻人往往缺乏一种思辨的眼光。当然也不见得所有的年轻人都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不去，他们冷漠，没有那么盲目或许不是一件坏事情。他们不关注这些，钓鱼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江湖》：您怎么看近来争议声不断的香港“国民教育”风波？“中国模式”在内地走得通，在香港却遭抗议说明了什么？

　　梁鸿：香港还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清晰的地方。他们的公民意识与自由意识要远远高于大陆的人民。有时一直在制度内的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在面对什么、学习什么。很多年后，你可能发现个中的一些事情只是历史的纷争而已。而历史是需要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但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思考：我们司空见惯接受的话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话语。这对大陆人来说是很好的冲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访后谈：梁鸿老师的讲述极富感染力。谈到乡土文学，她的言语间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创作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也许正如梁老师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活得太过繁忙，于是忘记了停下脚步，看一看自己，看一看身边的人和事。不要让无情的冷漠埋葬了我们心底那份最初与最后的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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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鸿档案：

　　姓名：梁鸿

　　职业： ，文学研究者，大学教授

　　代表作品：《巫婆的红筷子》、《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研究》、《中国在梁庄》等。新书（暂定名《梁庄在中国》）将于今年12月出版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