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回忆：“在跨世纪出版的时候，我们当时私下里协议到这样一种程度，中少社绝对不出和《十万个为什么》类似的书，上少社说我们上少绝对不出类似《大世界》系列的书，因为中少有一个《大世界》，做的很大。”

　　当然，编辑们报的选题也有《幼儿十万个为什么》等等，海飞的态度很坚决，有百万个为什么，或者千万个为什么，或者一万个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十万个为什么”？不能通过。从九十年代开始，专业少儿社就在内部说，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立马垮台。

　　所以，你会发现，专业少儿社跟风出版的非常少。少读工委还分别遏制过盗版，净化口袋书，反对低俗出版，对少儿出版的良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有心酸

　　海飞躬耕少读工委20年，协调各社一起谋发展，付出了大家看得见的时间、精力和操劳，还有很多很多大家看不见的艰辛。比如，海飞支持中国童书联盟的成立，为很多专业少儿出版人所不解。

　　少儿图书市场连续多年高歌猛进的成长，吸引了很多非专业少儿社的加入。现在，出版少儿图书的出版社已经达到了530多家，市场上有三分之二的少儿图书品种是非专业少儿社制造出版的。在这种情况下，非专业少儿社每一次申请加入少读工委，专业少儿社在投票中，只有海飞，或者周舜培、刘海栖几个人同意。

　　“他们看上的主要是全国少儿社订货会，因为他的书进不了少儿订货会，新华书店就不当他是正儿八经的少儿出版社，不采购他的少儿书，所以，加入少读工委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有出版社连续几年打报告要参加少读工委，但是少读工委的章程规定，有一位委员不同意，该社就进不来，而且每一次投票都是大部分委员不同意，“我记得投了十年”。

　　后来就没有必要投了。有人认为专业少儿社抱团抱得太紧，但专业少儿社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有些非专业少儿社的少儿书都是大量跟民营合作，操作不规范，而专业少儿社的出版是很规范的；第二，加入者不是出版主体，他只是一个编辑部，或者一个分社的负责人，那就形成了不平等；第三，有些出版社跨版协的几个组织，有的跨美术，有的跨大学，有的跨教育；第四，只看到少儿社订货会顶用，但订货会是多少年来专业少儿社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叫你办订货会，你办得起来吗？

　　但无论如何，理由再多，非专业少儿社出少儿书是现实，存在就有他们的道理，所以，在海南会议上，海飞跟余主席商量，把幼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合并到少读工委，合并后，少读工委底下可以一委两盟，一个是专业少儿社联盟，一个非专业少儿社联盟，各自抱团发展。但有些专业少儿出版人想不通，说老海怎么支持他们。

　　“其实要有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非专业少儿社出少儿书是事实，将他们纳入少读工委体系，市场反而有序了；任其自生自灭，反而很有可能就有人乱了这个市场。站的高度低了，看不到这一点。”海飞笑言，非专业社取了个名字还很好，叫中国童书联盟。

　　现在，专业少儿社的图书订货会进一步升级，变成少儿图书交易会了；而中国童书联盟在市场方面有两个举措，一是以上海书市为中心，童书联盟集体参展；第二是，以青岛为主体，年年搞少儿图书嘉年华，自己有订货会了。“这就是理性发展，科学发展，互相矛盾也没了，有本事在书上说话。”

　　而且，海飞也分析了一下，认为非专业社也补充了专业少儿社的不足，比如说科普书，有些科技大社出的很好；比如说双语图书，外研社出的很好，专业少儿社没有这么多的外语人才。“他们丰富了整个少儿出版的总体框架，品种丰富了、繁荣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中国童书联盟的市场活动，“我去参加了几次，他们也很困难。一个协会没有几个核心力量忘我的投入经费、人力、物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海飞主张，要向少儿出版强国迈进，离不开非专业少儿社的努力。而且随着市场的发展，专业、非专业，也可能在市场中重新洗牌，“不可能是永恒的”。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非典”的时候，全国开会都不太好开了，海飞就跟刘海栖(明天出版社前社长)商量，问明天社能开吗，你开不了，我中少开。刘海栖很仗义，所以，非典那年是在山东开的图书订货会。非典期间，中宣部要开几个会，全是中少社开的。少读工委没有专职人员，没有编制，是中少社的社长办公室兼秘书处的工作。有的时候会费不够，《中国少儿出版杂志》不够钱，都是中少垫付。

　　“这个我倒觉得无所谓，因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

　　海飞的梦想

　　为少读工委付出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只因海飞心中有两个未圆的梦想。

　　其一，填平中国少儿出版与国外的距离与差距。海飞还记得，1996年，他到德国慕尼黑参观一个青少年图书中心，中心很漂亮，是一个城堡，如同儿童的童话世界。进去之后，看到各个国家的少儿书都在里面陈列着，一看到中国陈列的书，是中少社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都已经发黄了，再看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没有其他的儿童图书。那时，海飞就深深感觉，要让中国少儿图书被世界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图书中心用图书搭了一个房子，小孩可以爬进去在里面看书，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旁边就有吃的，喝的咖啡、吃的面包，一天都用不着出来。“我就觉得，什么时候中国的孩子能享受这种幸福就好了。”

　　第二，填平北京孩子与甘肃农村孩子在阅读上的差距。

　　过去，海飞在甘肃当团省委书记，当电视台台长，整天跑农村，“前一段报道的，广西一个小学只有校长有一本新华字典，还是破的，这样的事情我看到过”。海飞还在甘肃农村看到过，两个教室中间挖了一个洞，这边上课那边听着，那边上课这边听着，但这个洞不能封上，因为两个教室要共用一个黑板擦。

　　“城市的小孩书已经多得不得了，玩具多得不得了，但是农村小孩很困难。我希望我们这些人能为这些孩子做更多的事情，让更多的孩子看上书。”海飞说。

　　“给孩子最好的，能给多好给多好，让他们茁壮成长、快乐成长，因为，厚待孩子，就是厚待我们的未来。因为世界总归是他们的。”

　　解密黄金十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第一次参加少读工委社长年会的时候，他评价说，“版协少读工委是版协里面最规范、最有效、最有活力的一个构成委员会”。在海飞看来，少读工委的顶层设计很清晰，所以总是能拧成一股劲，向一个目标奋斗。这样一个行业平台，在导向、推动、整合品牌上起了一定作用，一定原因造就了少儿出版业近十年来的高速发展。

　　当然，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成为了少儿出版的黄金十年，海飞认为是“天时、地利、人和”。首先，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成果落到了关注儿童身上。“看世界历史，越是成熟的政党，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有远见的民族，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少年儿童身上。”同时，家家户户都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生活水平提高了，目光就会集中到自己的后一代。

　　其二，海飞感觉，少儿图书还没有发展充分。他统计过，过去，中国的小孩小时候读的，大量是小人书加四大名著。随着历史的进步，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世界上多丰富多彩，儿童读物门类太多了，中国把这些吸收下来，变成中国特色的体系。”海飞认为，现在少儿出版的繁荣，跟这个体系的建立有关系。比如，外国有桥梁书，中国开始有桥梁书；外国图画书销了一百多年，中国才开始起来。所以，中国在少儿出版上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填。

　　第三，数字出版对少儿出版影响相对较小。由于孩子处在成长期，电子产品多少会给少年儿童成长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另外，现在的电子产品也不能像书一样摔在地上不会破。假如有朝一日电子产品图书能够咬不破，撕不烂，摔不破，而且没有辐射，那个时候，可能少儿图书已经电子化了。

　　其四，农村。海飞查过资料，上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的时候，一半小孩在城市，一半小孩在农村，但是这两个“一半”拥有的少年儿童图书量完全不一样，城市的小孩拥有90%的少年儿童图书，农村的孩子只拥有10%的图书，严重失衡，所以童书发展的天地还是大的。

　　最后，中国的幼儿图书这几年才起来，包括在孕期间的图书，亲子阅读的图书，国外已经很发达了，国内这几年才在填补。种种原因，中国少儿图书市场的天花板还比较高。

　　新世纪以来，观察少儿图书市场的码洋表、品种表、选题计划表就可以发现，曲线开始升得很快，但这几年已经在是缓慢增长。非专业少儿社加入少儿出版后，规模一下就上来，但经过市场的筛选，现在有些非专业少儿社在退出这个市场，“这是一种良性发展”。海飞认为，历史黄金发展阶段的标志是品牌化，质量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少儿出版可能会出现出版的战略转移。

　　愿当“走读生”

　　对于海飞来说，写作是他的第一爱好，他不怕写，什么文体都写过；他喜欢看书，家里最多的是书，从甘肃搬家搬到这来，也主要是书，自己都可以开个图书馆了。

　　问海飞的人生理想，他说，太具体的也没有，因为所有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但是，做工作一定要做到最好，这个想法是有的。“我当过工人，做过企业管理者，做过记者，做过青少年工作者，做过电视台台长，现在第十个工作岗位是少儿社社长总编辑，落脚落在少儿出版上，很好。”

　　海飞说，今后，其他事我也再不做了，就做少儿出版这个口子，能做一点，再做一点。头几年，他说过一句话，退休以后做“走读生”。再走一下跟少儿新闻出版有关的路，或者出国，或者国内；再读一读跟这有关的书；再生产一点跟这有关的产品，比如说写点书，写点文章，做做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