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园西路华严北里小区一栋住宅楼的707室，我敲了敲门。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前社长海飞先生，和老伴就居住在这普通的住宅楼里，一住就是20年。

　　尽管在浙江长大，但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海飞却在甘肃一干就是25年。这25年中，海飞先在中国西部最大的有色金属基地白银工作，先后当过矿工、秘书、新闻干事、办公室主任，后历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兼甘肃电视台台长等职，步步脚印都迈得坚实。海飞当过矿工，吃过大苦，学习的时候连指甲盖都被轧掉，在甘肃这样一年到头不下雨的地方一呆就是25年，他对物质并没有太多的需求，唯一的心愿，是希望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

　　1993年，团中央选中海飞出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海飞奉调入京，成为了一名少儿出版工作者。“我所有的工作都是组织分配的。少儿出版是我第十个工作岗位，是我最后的工作岗位。”对这个最后的工作岗位，海飞倾注了深深的感情和心血。

　　虽是半途出家入出版，却是落叶归根在童书。“年龄大了，开始服务年龄对象最小的，很有意思。”海飞用“纯美”来形容他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要做就做到自己的最好”，这是海飞的座右铭。所以，他是一位优秀的矿工，是一位优秀的记者，一位优秀的电视台台长，更是一位优秀的少儿出版人。

　　“跟少儿有关的，我就去做，给孩子最好的，能给多好给多好，让他们茁壮成长、快乐成长，就这么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在这样的朴素的想法之下，海飞早已超越了一家“国字头”出版社社长的身份，他的视野，落在整个少儿出版上。他发起成立少读工委，协调保障少儿出版的有序竞争和联合发展，见证并推动少儿出版的“大国崛起”。少读工委成立的20年间，正是少儿出版全面崛起，一跃成为出版界的明星板块，迎来了历史上发展黄金期的时段。其中，海飞的努力与付出，功不可没。

　　中国出版协会旗下有十几个工作委员会，有的职能不明确，工作流于形式；个别工作委员会甚至名存实亡，勿论像少读工委一样，联合专业少儿社以整体力量推进市场，推进少儿图书板块的行业与社会影响力，助推少儿出版踏上“出版强国路”。

　　当然，自从今年7月4日，在第28届全国少儿社社长会上卸任少读工委主任以来，海飞就开始不断遭遇问他将如何渡过退休生活，以及那些想让他解密少读工委一些前尘往事的好奇心。

　　幸运的是，海飞先生选中了中华读书报。

　　雁栖湖起飞

　　1994年8月，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和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发起，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会议在天津召开，教育部、团中央有关领导一并与会，会议对少儿出版的性质、任务、目标和长远发展方向都做了研讨。开完会之后，少儿出版界就感觉，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这么重视少儿出版，少儿出版界应该努力把少儿出版工作搞好。

　　当时的少儿出版还是处于低谷的。首先，所占市场份额不大，高质量的图书很少，文学读物卖不出去，大家没有形成合力，在国际上也没有声音。所以，整个出版界觉得少儿出版不是太景气。

　　少儿出版的发展，光靠一家社、几家社肯定是不行的。当时出版界搞得比较好的七家少儿社在一起碰头，商议是不是要联合起来求发展，搞一个联合体，把党和国家对少儿出版的关心转化为出版人共同推动少儿出版发展的力量。后来经过了解，中国版协下有一个幼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但组成社散落在各个板块，有少儿社、教育社、美术社、妇女社、科普社等，并不集中，专业出版社形成的少儿出版联合体缺失。此前，专业少儿社也没有自己大一统的行业组织。华东有一个，北方、南方也都有，能否打破这种地区分割呢？

　　在这种情况下，海飞去找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时任主席宋木文，请宋主席能否再批一个工作委员会，把专业少儿社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合力。

　　当时，推动成立少读工委的主要发起者是中少社和上少社。上少社是中国第一家出版社，当时占据少儿出版的半壁江山；中少社则是唯一一家国家级的少儿社。华北是新蕾社，东北是辽少社，华东是明天社，西北是未来社，西南是川少社，华南是接力社，天津会议以后，这八家出版社在京郊雁栖湖开会，商议成立专业少儿社行业平台，一呼百应。当时，少读工委还进行了工作的分工，海飞担任少读工委主任，其他七位社长担任副主任，而且每人都有分工，有的管培训，有的管对外合作，有的管文学，有的管低幼，有的管科普，分得很细。雁栖湖畔有一个大雁腾飞的雕塑，社长们在那还合了个影，希望少儿出版事业从雁栖湖起飞。

　　从1994年开始，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连续开了五年的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中国出版史上，没有连续五年开某一类型的出版工作会议的。少年儿童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党和政府寄予厚望息息相关。”海飞感慨，现在少儿出版有这么好的局面，徐唯诚副部长跟于友先署长是不能忘的。徐唯诚原来当过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于友先在海燕出版社《向阳花》杂志当过编辑，都有浓重的青少年情节。

　　终于“大一统”

　　少读工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一统”的订货会。此前，少儿出版社的订货会是分散的，而其他出版板块的订货会比较集中，最典型的是大学社跟美术社。海飞挨家和各个少儿社谈，大家都积极响应。

　　当时搞发行最有经验的是上海少儿社，于是，海飞委托周舜培社长，在上海开第一届全国专业少儿社都参加的大一统的订货会。但是华东六省的少儿出版社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保留已经举行多年的华东六省少儿社订货会。当时，有其他的出版社认为他们拉小山头，“但我说这个不要紧的，度量要大，度量不大合不起来”。

　　后来，全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订货会越来越重要，不断改革、变革，集供需见面、图书展示、出版研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订货会成了少读工委最具竞争力、凝聚力越来越大的一个内容。

　　其二就是一年一次的少儿社社长年会。此前，少儿出版界也有过社长年会，但少读工委成立后，社长年会规范了，一年轮流开一次，大家像申办奥运会一样的申请开。社长会上，一是各出版社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海飞也借这个社长年会传达中宣部跟署里(前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少儿出版的方针政策，再然后搞一些研讨，有的时候还请外国朋友来讲，如日本的松居直等都来过。其三是每年一次的少读工委主任会，探讨少儿出版的战略方向问题。

　　跨世纪，大国，到强国

　　1994年开始到现在，少读工委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果大致划分，可将少读工委的主要工作分为三大阶段，从跨世纪出版，到少儿出版大国，再到向少儿出版强国的迈进，在每一阶段，少读工委都对当时的少儿出版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从少读工委成立到2000年这六年间，少读工委的每次会议都在研究，少儿图书怎么跨越世纪，如何迎接出版新世纪的到来，什么样的书能传到21世纪去。“别看都是社长、总编，业务都讨论得很细，不断沟通。”海飞回忆。

　　新世纪以后，少读工委主要的工作内容，是研究和带动少儿出版界迈向少儿出版大国。比如，什么叫少儿出版大国，外国是什么样的，中国现在是怎么样的。其中，总量是一个概念。当时少儿出版的总量小，2000年，中国少儿图书品种是一万种，而美国接近四万种；第二是质量。“当时，咱们的书黑乎乎的，封面不亮，书薄薄的，也立不起来的，书名也不响亮。”海飞回忆，当时，少读工委提出四个“起来”，叫图书亮起来、立起来、书名响起来。包括如何对外开放的讨论也很多，少读工委委员们联合组团，出国访问、考察，参加世界大会。少读工委三次统一组团去博洛尼亚，于友先于主席还给少读工委的展台题了字，叫“中国儿童图书馆”，展台布置很漂亮，博得了台湾少儿出版人的啧啧赞叹。

　　慢慢的，少儿出版从当时的一万种图书，到现在的四万种图书，质量也起来了，少读工委在推进中国少儿出版大国崛起方面做了很多实在的工作。新世纪以后，怎么走向少儿出版强国成了少读工委的中心工作。从2009年的海南会议开始，少读工委明确提出，少儿出版应该向出版强国迈进。

　　“跨世纪的时候，少儿出版强调的是扩张，讲‘码洋’最多，怎么样把规模扩大，把盘子做大，怎么跟其他出版板块比较。少儿出版大国崛起的时候，发展方向很清晰，每个社都拼命地要书号，拼命做大盘子，拼命抢 抢资源，这是2000年到2010年非常清晰的少儿出版的走向。而且其他门类的出版社也都来咬少儿出版这块肉，非专业少儿社纷纷成立少儿分社、少儿工作室。现在走少儿出版强国路，提的标准都是按国际标准来衡量的。现在的目标，主要是国际化、品牌化，图书品牌是市场的标志。”

　　每一年，根据当时的出版形势和市场形势，少读工委都会通过社长年会的研讨会确定具体的着力方向。比如2006年IBBY世界大会在中国开，定的是国际合作年；去年定的是数字出版年，订货会、社长年会等，来回围绕数字出版做文章；今年定的是产业升级转型，少读工委每年都有重点工作要抓。

　　事实证明，专业少儿出版社以联合体形式出现，加强出版人的内部联系，以整体形象面对行政主管部门，面对市场，面对媒体，极大提升了影响力和凝聚力。

　　“少读工委的最终发展方向是行业协会，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把控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规范这个行业的运作行为，造成有序竞争。它不可能下行政命令，全是用行业协商、行业规范的办法来操作，好处是领头人都懂行，能抓住影响少儿出版的关键点予以解决。”海飞说。

　　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来，少读工委提倡需要发展的地方，就发展很快；提出要共同遏制的地方就遏制住了，比如对京东商城低价倾销少儿书的遏制，对跟风出版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