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逝世十年后，野夫泣血写下《江上的母亲》，开始追溯母亲、父亲及家族成员的命运历史。2009年， 余世存在母亲逝世后，也开始了追忆父母及家族命运的书写。这部分内容，收录到他近日新出的《家世》里，与书中的十几个“名门望族”一起，组成了一幅中国近代家族传承的谱系图。

　　翻开《家世》，书中夹带着一副余世存的书法条幅，上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诚如条幅所传递出的信息，新书讲述了近代中国大家族家教家风的传承。例如，他将宋耀如的家教总结成“做伟大人才”，卢作孚的家风是“创造而享受幸福”，梁漱溟的家教是“直道而行”。但是，中国式家族关系能否实现“现代转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天下传统，能否在解决现代性危机中充当先导，余世存觉得，这仍有待观察。

　　宗亲伦理宗亲观念，

　　也是文明理性的一部分

　　宗亲观念处理好的话，个人能够更有信心面对这个世界，使他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封闭得过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

　　新京报：在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家族的宗族的伦理近乎消失了，你在序言中说，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宗亲文化，至今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那么，如何理解宗亲文化在我们转型前后的不同影响？正面和负面作用是什么？

　　余世存：近代以来，无论是“五四”新文化对封建礼教的控诉，还是意识形态对族权、对人的压抑(的控诉)，其实都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觉得中国这几代人知道得都比较多了。

　　新京报：巴金的《家》《春》《秋》就是最明显的控诉。

　　余世存：对，青年为什么称为新青年？就是他们一定要从传统的家族和家庭叛逆出走，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问题，下一代人总是对上一代进行叛逆，觉得看不上上一代人。有些报纸的记者是80后，他采访我的时候说，他跟他周围的朋友，一向有那种观点，因为他们的父母是50后，是上山下乡的知青那代人，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他们的父母没有资格来教育他们，或者对他们指手画脚，看了《家世》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每一代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人的材料。我说他有这个认识也蛮好的。

　　新京报：你觉得我们注重家庭伦理的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是什么？

　　余世存：从最残酷的角度来说，我有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叫康正果，是一个学者和 ，他说过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他说家庭血缘几乎是维系中国人最后一道善的一个链条。他的意思表述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革命年代，或是不断地追求成功、世俗意义上的新生活时，丢掉很多人的包括社会上的美德，包括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比如我们说的杀熟，就是说连熟人都被我们用来消费盘剥时，家人之间的亲情和血缘，这种善意几乎是我们最后的一道防线。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文明有很多单位，比如最小就是个人，最大就是目前的这种全球化，中间就有血缘地缘乃至国家民族这种东西。

　　从我的立足点出发，我觉得这种血缘、亲情和家族、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宗亲观念，它其实也是一个文明理性的一部分。处理好的话，他是能够更有信心面对这个世界，使他不至于在这个世界上要么封闭得过于窒息，要么完全往而不返。我觉得中华文明对宗亲伦理那么强调，其实还是中国人信奉的中庸之道，不愿意在个人主义，或是私人主义以及世界主义之间摇摆得太厉害，而是要立足于某个很坚持的基点，这个基点就是家人关系和宗亲伦理。

　　新京报：你也提到，现在家族关系、宗亲观念还体现在“我爸是李刚”这样的负面影响上，你如何看待官员为自己的子女和家族捞取利益的现象？

　　余世存：这个东西其实我曾经在微博里提到过。我说其实我们的 学者知识分子，这么多年处于一个回避状态，回避这个话题。这使得我们对家族传承，也是处于一种认识不清，或者模糊状态。我说了一个很简单的古代观念，叫君子之泽，三世而斩，还有我在《家世》里面手写的那个条幅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都是古人对宗亲伦理的一种观察得出来的结论。这些结论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还有一个中国阴阳五行的说法叫金克木，孩子要成为参天大树，他的属性是一个木，木是要生发的；金一般是指爷爷奶奶这一代人，也是指父母的前台，如果爷爷老爷太溺爱孙子孙女，或者父亲母亲给儿子女儿的钱财太多的话，就叫金克木。把木克制住了，这个树木就无法成为参天大树就会夭折。所以，我们这么来理解，就知道为什么某些富二代和官二代不太成器，他的言行举止成为一个社会的笑料。如果我们知道这种五行的观念，知识人能够来探索这个宗亲关系的话，就成为我们社会的共识，能够让我们的官员和富人对孩子的教育更加健康一点，而不是像目前放任他们的阶段。

　　家教家风最欣赏林同济家族

　　中国传统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新京报：你书写了十几个家族的命运，总结了他们的家教家风，但是蒋家好像没有总结出合适的家教家风。

　　余世存：蒋家的家教家风是既传统又现代。一方面是传统的忠孝礼仪，还有一个现代的，它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而是一个世界主义的，中西贯通的东西。所以，他们家从蒋介石开始，就基本上是中西文化的一个示范者，一个体现者。我写老蒋这一家，也是受去年“9·15”游行的刺激，我们很多人自己都不会英语日语，反而那么仇日仇美，而且这种仇恨的情绪是对自己的同胞进行打砸抢，我觉得这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希望通过写蒋家能够让人知道，中西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你看他们家好几位儿媳妇都是西方人。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到，蒋家第三代，似乎遭受了天刑地斩，第四代归于平淡。按照传统的说法，二蒋的尸骨几十年未能入土为安，所以未能荫庇后代子孙，你觉得这种现象与传统命理的关系很大是吗？

　　余世存：那肯定很大，因为中国人心里都清楚，人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很大的诅咒，一个很大的报应。这个报应肯定会伤及后代，伤及他的家族的命运。

　　新京报：二蒋有中西合璧的家教家风，后代却没有能承继他们的思想和辉煌事业，好像不能完全用传统命理来解释。

　　余世存：对，也有第四代第五代对台湾时事的一种考量，他们更愿意回归，做一个普通人平常人。我觉得他们也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更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就是很平实的，而不是说一定要去做一个社会的呼风唤雨的这一类人物。

　　新京报：在十几个家族中，哪些人的家教家风是你最为欣赏的？

　　余世存：肯定是林家，就是林同济家族，他们家是培养专业人才。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很多方面是不缺的，比如说孝顺、正直、正义感，但是中国人就缺专业精神。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为什么老提民主和科学，其实我们在这种专业精神上很欠缺。我对目前知识界的不满意就在于，第一是问题意识太少；第二，大家探讨问题的话，基本上是一种想当然，预想的程度很多，缺乏很实证的研究。

　　新京报：其他家族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共同的特点？

　　余世存：除了一两家以外，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有民族国家意识，这是我们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感觉。用我们的话说，它不是立足于小我，还是尽可能唤起家族成员对时代社会国家命运的思考。这种中国传统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现代转化安顿个人，服务社会

　　父母希望我做一个正直优秀的人，他们还培养了我超越的意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在社会上不甘于平庸，不甘于做一个求田问舍的人。

　　新京报：你对中国的家族关系能否实现现代化转化，中国人的修身齐家能否充当先导，还有疑虑是吗？

　　余世存：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虽然我们中国人都向往现代化生活，但其实也感觉到这种现代化有很多的危机。现代性出现了危机，但是如何应对现代性的危机，几乎大家都还是在实践当中，没有一个标准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时，就在琢磨，现在技术的革新这么快，从网络上的各种活动，到这两年的微博微信，人们的交往圈子、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如何安顿个人，能够服务于社会，这个我想其实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生活能够充当一种积极的健康的作用，我觉得其实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之一。因为我知道，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希望家庭在社会中担当一定的角色和功能，比如养老的功能，生育的功能，但是你要看西方发达社会，养老问题基本上社会化了，孩子一生下来，从摇篮到坟墓国家社会帮你去管理了，作为年轻夫妇你几乎不需要考虑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我们中国还是不太一样的，家庭还是承担部分这种功能，所以这个东西在未来它能不能继续充当这种功能，甚至跟国家社会一道来把这些功能完善化，我觉得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思考并且去实践它弘扬它、我引用过特蕾莎修女那句话，她说要实现这个世界和平的话，大家就回家，去爱你的家人。

　　新京报：现在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都逐渐完善起来了，家庭的作用可能慢慢会减弱一些？

　　余世存：对，是的，但是你看最近有几个电视台在放的一部电视叫《老有所依》，其实也是把这个问题很尖锐地涉及了，里面有些情景的描述还是触目惊心的。前一阵还有人说不回家看老人要立法，这说明因为家庭关系出了问题，导致这些问题也成为社会化，变成社会的一个包袱，而社会目前有没有足够的准备来接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包袱。

　　新京报：你在书中除了名门望族还写了贫民的家族史，我读到最动容的一章，还是你写自己家族的历史。你觉得父母、家族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