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中国农村隐秘的伤口，深藏在农村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下，只有在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些伤口才显露出来。

　　特约撰稿｜张英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的事，不会对庄河不好吧？” 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抹黑，有负面影响。

　　此前，当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发出同行邀请，她犹豫了很久，两年后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而贾树华带领她的团队，已经在大连庄河从事农村自杀研究，长达13年之久。

　　相比城市健全的自杀心理干预网络，中国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贾树华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通过她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生死十日谈》的发表和出版，确实引发了社会对中国农村高自杀率的关注。但无论是在配合媒体的宣传报道上，还是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研讨会上，孙惠芬都很低调，她担心这本书的出版令家乡形象受损。

　　但她没有料到，在看了《生死十日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这个举动让孙惠芬非常高兴，能通过自己的笔，唤起基层干部的爱心和能量，为改变那些家庭的困境尽心出力，她特别地欣慰，这也让她看到了潜藏在自己身上的能量和责任。

　　意外之作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说“《生死十日谈》是一本意外之书”？

　　孙惠芬：这是一本我开始并不想写的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喜欢悲剧。《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传得再好，我都没有看。在跨上了五十岁这个门坎之后，我觉得一个人平静平安地活着，比创作更重要。

　　我二十几岁才离开乡村，有着长时间的乡村生活，后来因为写作进住大连，我一直在书写我心目中的乡村，天高地远的大地，日常琐碎的日子，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细微的内心波动，在艰难生活中的坚持和挣扎，这曾经是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是我写作的所有资源。

　　在早期的作品里，我关注的是父亲、母亲、嫂子，是村子里的乡里乡亲，那个时候，因为身心没有离开乡村，乡村以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什么，我很少关注。后来从乡村走出，一点点有了怀乡情感，在回忆和对现实的书写中还乡，也能触及到时代的神经，可我的作品极少涉猎日常生活之外的大事件。

　　事实上，从贾树华邀请到真正参与调查，我在心里折腾了很久。如果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动员，我很难跨出这一步。但这次出门，确实改变了我对家乡的态度，厘清了我跟家乡的关系：她对于我，已经不再是怀念和怀想，而是真实的疼痛。在这疼痛的关系里，我看到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伤口，打开伤口，时代的剧变便尽现眼前。

　　从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5年时间，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这让我很震惊。

　　有一天，一位当地朋友问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我问，谁自杀了？我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人自杀。他以为我耸人听闻：“很多？我怎么没听说？”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归于寂然。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所以几乎无人关注，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没有社会组织和机构去帮助他们。

　　对那些自杀者的家庭来说，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

　　自杀是中国农村隐秘的伤口，深藏在农村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下，只有在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些伤口才显露出来。

　　自我救赎

　　《新民周刊》：很多评论家都被你“欺骗”了，认为这是一本非虚构的书。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

　　孙惠芬：我故意这样写，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重新进行塑造，通过建立一个现实世界，将读者带到我要表达的小说世界。因为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承载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

　　自杀访谈确实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要求，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是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地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如同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新民周刊》：为什么说，你写这本书是“自我救赎”？

　　孙惠芬：随着走访一个个自杀家庭，听到这些自杀故事，内心不断会有变化和感触：我们为何而生，向着什么地方去？我们每个人都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从没有人告诉我人生出来，奔着的方向是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让你往前奔，从屯街奔向小镇，从小镇再往县城，大城市，我们一程程奔着的，是一个个地名涵盖下的虚妄的空间，向这个虚妄的空间一路拼搏，你也许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它和你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可是空间无限，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奔着的前方除了前方，没有实物，唯一的实物就是苍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关系一下子就发生了断裂，所谓人生意义也开始丧失。到最后，你发现，工作、事业什么都不再重要，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在这场深入自杀现场的调查中，我看到那些伤口疼痛的受难者，多么渴望被捅破，被打开，被理解，这在给了我勇气的同时，让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这样的信念：走一条“有心”的道路。因为只有有心，才会通往人性的脆弱、困惑，痛苦、绝望、迷茫，才会直抵人的存在。

　　农民的选择

　　《新民周刊》：你在老家基层挂职两年多，怎么看待“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

　　孙惠芬：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每每听起来都让人振奋的事情，在我的老家，就有很多新农村建设试点，国家投入很大，有的是整体移民搬迁，把沟沟岔岔散在的房子拆掉，每户补助一些钱，在一个地方集中盖房，修水泥路，上太阳能，安路灯。有的是在原来的村庄上整村推进，实现六化，硬化(水泥路)、绿化、净化、亮化、美化、气化(煤气)。

　　但这里边有很多现实的纠结，比如整体移民动迁，盖一座新房需要十几万，有的家庭没有积蓄，政府的补偿款根本不够；而家搬到外面，离自己家的果园、耕地更加远了，留守的老年儿童根本无法回到原来的土地上耕种。

　　我最初觉得，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应该听听农民的意见，不能让城里人决定农民的命运。可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这涉及到谁是农民的主体，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父母。当今的农民后代，没有人还愿意在土地上劳作，分到手的农耕土地，你就是穷尽力气，也支撑不起他们绚丽的梦想。而他们的梦想，无一不是通过打拼，进城买房买楼。

　　他们有的把土地留给父母，或荒在乡村；有的妻子留守，丈夫外出。这是真正让人纠结的地方，涉及到第二个层面，新农村实现了六化，有了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可是乡村变成空巢，现代化了的一切谁来保护？他们的生活习惯谁来帮助改变？当他们无法成为发展农村的动力，那么新农村的未来在哪里？

　　《新民周刊》：怎么看现在新改革趋势，很多省份在试点“土地流转”，在让农民进城搞城镇化的同时，把农民土地收回，由专门的农业公司和农民联合体耕种。

　　孙惠芬：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地方政府提出发展沟域经济和现代农业，鼓励有钱人到农村投资，搞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吸引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一波又一波城市大老板来到乡村，他们分两种，有的确实有实力，在打拼中产生了精神的逆城市化，想回乡创业；有的，并无太大实力，但受到政策补贴诱惑，想用投资套政策赚钱。

　　第一种人，他们干起来了，轰轰烈烈，从农民手中流转了大面积土地，甚至当上了乡村的村长，成为了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模范和典型，因为他们，村庄确实发生了变化，农民不出门就能赚到钱。可是农民的忧虑依然存在，这些城市的投资者们家都在城里，他们的子女未必愿意到乡村发展事业，他们是否有一天会突然抽身而去？再则，即使不考虑长远，这种能吸引投资的村庄也并不普遍，大多村庄没有这样的机遇和条件。

　　第二种人，他们也干起来了，轰轰烈烈地圈了地，他们特别想在政策的支持下发一笔大财，但他们的回乡行为里缺乏情感和资金的双重支持，当发现农业从投入到产出过于漫长，一两年以后，也就沉寂了下来，或者兴趣发生转移……

　　《新民周刊》：农民在这个环节中没有选择权。

　　孙惠芬：任何一种变革，都总会有牺牲，然而在这牺牲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操纵者，他们不是人，而是悬挂在每个当官的人头上的政绩，因为政绩，政策的能量被放大，因为政绩，城市化的进程被提速，到最终，政策的引导者便有可能成为新问题的制造者。

　　比如当有一天，大老板身心疲惫，为了自身而退回城里，我们的农民怎么办，当有一天，小老板无力经营，把流转出的土地丢弃撂荒，我们的农民怎么办。结果还是落在农民这边，于是再一次想，在这场改变农民的运动中，到底应该由谁来决定农民的命运？！

　　真相就在其中

　　《新民周刊》：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消失，我们都是无根的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只是在这20年里，农村的困境和农民的问题被忽视了。

　　孙惠芬：稳定的一切都在崩塌，新的还没有形成。看了那么多自杀案例，我越看越叹气，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果就自杀了，为什么？想不通时，只有按照人性的轨道去看、去想象、去猜想。文学就是探索人性的秘密和生命的秘密，而只要追逐人性的逻辑，真相就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