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史海钩沉

　　1.我是被"蒋介石干儿子"的

　　李立勋：康先生您好，很高兴能代表天涯社区对您进行这次访谈。首先，当我走进你的屋子里时，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宽敞、阔绰，俗话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能给我们讲讲你与它之间的故事吗？

　　康国雄：这套房子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粗略算来，我在这里已经居住了三十年了。说起它的历史，话就长了。1964的时候，美丰银行还给我父亲一笔钱，我父亲在北京红星胡同买了一个小四合院，后来，文化大革命冲击了我们家，搬进去了六户人，83年时落实政策我希望要房子，但是房子腾不出来，房管局同意将我们的小院按200元一间房间的价钱卖给它，它就给了我现在的住所2套使用权，2000年我又以几万元的价钱把这两套房子买下来，这就成了我的“蜗居”，而当时我是以1500元的价钱卖给房管局的。

　　在我们重庆老家汪山那儿，还有我父亲当年的一套别墅，产权、地契上都是我父亲的名字。50年代初，四川的军区借用了我们家房子，而且写了一张借条，说明了10年归还，因为文化大革命抄家，家里片纸未留，所以借条丢失，我已经在重庆房地产档案馆查到了全部产权证明，我向他们要回这套房子，他们也承认这套房子是我父亲的，但一定要我拿出借条，为此，我向重庆市原市长王洪举写过信，据说他有批示，但是他们仍然不还，因此我向现在的市长又写过信，我给中央统战部部长写过信，我给温家宝，胡锦涛也写过信，但是他们都没有答复。

　　李立勋：提起您的大名，很容易让人想起您的另一个身份——蒋介石的干儿子，您以前曾多次澄清，这个名号有些污蔑、以讹传讹的成分，想请问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名号给您的人生带来哪些影响？

　　康国雄：影响实在太大了。从55年我南开大学毕业开始，"蒋介石的干儿子"便留在了我的档案里，所以我从工作那一天开始，我便莫名其妙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才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原来，是我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两个儿子，当时为了进步，他就"大义灭亲"，检举了我。

　　关于"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说法，我想澄清两件事。一件是，49年以后他们说我成了反蒋的急先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当时基于一个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政治大背景，我反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并没有针对蒋或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另一件是，蒋介石下野之时，我和我的一位姐姐曾痛哭一场，这后来被别人抓住把柄，留在我的档案里，成了我是蒋介石干儿子的证据，也成了检举材料。我想解释的是，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这么一位民族大英雄，是什么原因被逼迫到如此地步？当然，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个人情感，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不敢说出来。

　　2.蒋介石是位民族英雄

　　李立勋：从另一方面讲，可以看出您与蒋介石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重庆与蒋先生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想必在您的少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吧？您还能回忆起年少时关于蒋先生的某些细节，以还原出一个史书之外的蒋介石吗？

　　康国雄：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位民族英雄。我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当时他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亚洲区域最高的盟军总司令，开罗会议、蒋夫人美国国会演讲等，都对我们震撼极大。另外，蒋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平易近人，他每次出行都只有一个三辆车的车队，外加几位穿着中山装的随从，没有带枪。每次看见车队，我就知道蒋先生来了，我就跑到路边去看，有时，蒋先生牵着我的手，和我一起在马路上慢慢地走。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马路并不宽敞，有许多行人（挡住了道），他的随从就在前面小声说道，"请让一让，蒋委员长来了。"路人便回过头说道"蒋委员长万岁"，然后闪到一边。这时，蒋先生便会摘下帽子，向大家挥挥手。这种落差是非常大的，不像现在，一个不知名的官员出行，动辄就要警车开道，提前清场。作为一国之长，我在他身上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威严。

　　李立勋：很多时候，历史并不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康先生您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您认为今人对那段抗战史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康国雄：最大的误解就是四大家族。当时，蒋、宋、孔、陈的影响力的确是比较大，但"四大家族"这个帽子就有点儿离谱了。我曾经看了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叫《家春秋》，讲的就是蒋、宋、孔家族（没有陈），一直讲到宋美龄去世，他们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多么多么有钱。这还原了一段相对客观的历史，我认为比较公正。孔家在当时算是比较有钱的，那是因为他们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有钱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家产并不是通过做官后获得的。虽然孔家比较有钱，但远不像后人所传言的那样，说什么他在世界上排名前几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即使在中国，他也排不上前五。宋家亦如此。至于陈立夫、陈果夫家族，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陈家后来去了美国，竟沦落到养鸡、卖馄饨的地步，你想想，果真富可敌国的话，会如此寒碜？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在后来才了解到的，我97年第一次去台湾，当我听说陈家在美国养鸡、卖馄饨的那段历史后，我甚至有些不敢相信，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所谓的"四大家族"有了新的认识。

　　可以说，在某种历史形态下，对"四大家族"的编造的确蒙蔽了很多人，现在看来，已经令人反感。你看看现在的一些官二代、红二代，他们的家产，谁知道是四大家族的多少倍！历史是不容编造的，对于它，你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还原！

　　李立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后人对蒋介石先生的评价也越来越公允，特别是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曝光，更是使他的一些反面形象被彻底颠覆，甚至有学者说，整个抗战史甚至民国史都要重写。请问康先生，你认为有此必要吗？

　　康国雄：我认为是有这个必要的。你要了解历史，首先必须要尊重历史。举个例子，去年的时候，我们职大曾搞了一个聚会，在会上，杨天石说了一个秘闻，他说，"'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蒋介石比毛泽东早提几年，蒋介石才是它的最初提出者。"这作为史实，又有多少人知道？当然，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蒋介石日记》里都有记载，包括后来蒋经国所做的一切，都是《蒋介石日记》里生前安排好的，某种意义上将，蒋经国是在完成蒋介石的未竟事业。

　　我再举一个例子，97年的时候，我去台湾，特意做了这么一件事，请台湾的一些老人谈谈对蒋先生的评价。他们都说，"我们特别要感谢蒋先生，没有蒋先生，就没有台湾的今天。"我故意反驳道，"这一切恐怕都是小蒋的功劳吧？"他们回答道，"话不能这么说，如果没有蒋先生做好铺垫，怎么会有小蒋的成绩？"看来，台湾人还是不糊涂的，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历史。

　　3.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

　　李立勋：康先生的家世曾经显赫一方，特别是令尊康心如在20年代到50年代开办的四川美丰银行，更是见证了一代金融业的兴衰史。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后人对那一代的资本家看法颇存偏见，您能以您父亲为例，还原那一代真实资本家的形象吗？

　　康国雄：我的父亲康心如，他一生的经历颇为坎坷，可以说，他的经历也是那一代爱国人士的经历。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是怀有满腔救国热情的；后来又投身报业，创立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等，对反清反袁、建立民国、抗日救国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他才投身到金融行业，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美丰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本是1922年由美国人来投资的商业银行，1927年由于我父亲的努力使美资全部退出美丰银行，变成一家华资银行。后来，他又通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前后投资多达百余家企业，例如重庆的自来水、电力公司都是他参加创办的，民生公司和矿业、纺织均有投资，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四川的经济发展。

　　在我父亲的身上，体现了那一代资本家的共同特点：爱国、进步，追求自由和民主，却绝不空喊口号，而是是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李立勋：解放后，由于政策原因，那一代资本家的资产也都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多少有些荒唐。近年来，您一直在呼吁，要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甚至已经上升了这么一个高度，"为了人类，也为了中华民族不再走过去的道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生活得更好"，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您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么？

　　康国雄：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民族资本家为这个社会做出了太多贡献，但他们也承载了太多的委屈。49年后，共产党进城了，两手空空，土地——是地主手里拿的，财产——是没收资本家的。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这两个群体，甚至做出一系列的荒唐行为。我曾经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但他们总以事件太过复杂为由，没人给我明确的答复。

　　对于民族资本家，我还想为他们"发国难财"正名。战争年代，工业需要发展，你资本家为社会生产做出了贡献，他们获得的回报是应该的，怎么能说发国难财？没有资本家，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还有，许多民族资本家其实是为抗战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这点，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直很少被提起。还民族资本家一个公道，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补偿，即需要对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评价，无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背着原罪的包袱。

　　4.户籍是块裹脚布

　　李立勋：经历过五十年代的人，一定清晰记得那个年代的另一项重大变革——实行户籍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流通的日益便捷，这种制度越来越显示出裹脚布的弊端。请问康先生，您能谈谈您的看法么？另外，对于它的存废，至今都争论不休，康先生是过来人，对于它的改革，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