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选择呆媒体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了

　　妖小雨：您曾经当过农民、教师，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后来进入媒体工作，您这样一次又一次身份上的转变，是被动的选择还是自己主动的追求？您为什么后面一直在媒体行业？

　　鄢烈山：有被动的有主动的，当然主动为主，大的环境限制你的选择范围。选择呆在媒体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们是78届，全国最早一批全国统招。当时北师大中文系同学，毕业分配大多到大学当老师，边在职边读博士，都走的这条路。

　　但是当时我没有被分配到大学，连进武汉市办的职业学院江汉大学和市电大的机会都没有，黑得很，要知道腐败是一直存在的，我们出身底层的人总是吃亏的。我被分到武汉市青山区政府，我可能是那个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个正牌的大学毕业生，那个地方当时很偏远，就相当于是农村。我岳父他们家在那边，就把我分到那个区了。

　　妖小雨：您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对您后面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鄢烈山：我的人生经历不丰富，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算是循规蹈矩的。和我们同学比，跟很多人比，跟同代人比，我的经历不算轰烈。他们当兵的，当矿工的，很多人经历比我丰富多了。用现在比较时髦的一句话说，我一直是“体制内”的，没有什么特别曲折的经历。

　　2、当时我们最瞧不起的是政教系

　　妖小雨：您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这样的科班出身，对您写作有什么利与弊？

　　鄢烈山：我觉得这谈不上科班不科班。中文系当时是最时髦的，最好的专业，现在看来，这个人写作东西跟他上不上中文系没有任何关系。与他读的什么专业，有没有上过大学，都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写作多半是一种天分，再加上后天好学，像我这种人连天分都谈不上，没有文学天赋。

　　妖小雨：如果能重新选择，您还会选择中文系吗？

　　鄢烈山：不会了。当时选择中文系，主要是因为我上大学都26岁了，学理工科的话，肯定是没有什么成就。毕业都30岁了，人家搞理工科的人，特别是理科的人，工科不算，记忆力思维力最旺盛的时间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学中文这个东西是万金油，干什么都可以。当时我们最瞧不起的是政教系的，视为卖狗皮膏药的，入学分数是最低的，但是这些人后来最火。为什么呢？它分成哲学系和经济系。张维迎他们这些经济学家，很多都是政教系的，但是他们后来改学的经济就比较专业。我要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法律经济之类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中文随时都可以学，而且写作是天赋。学中文包括两种，一种是语言，一种是文学。搞文字训诂研究的要上大学，搞文学研究和批评要上大学，写作就不必了。

　　3、选择志业，要根据自己内心的选择

　　妖小雨：那您怎么看时下重理轻文实用主义至上原则？高考完那会就有一个教授针对一个女生坚持要报北大历史系，评价她是“自作孽不可活”“自此一个文科傻妞又诞生了”，您怎么看这种所谓的“文科贻害社会论”？

　　鄢烈山：这个东西可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就个人选择来讲，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有人从小喜欢读历史，喜欢这些东西。我认识很多朋友，比如说饶智,他是华工学光电的，他老爸强迫他学的，他考上研究生，学了法语，定了巴黎读研，后来不想去巴黎了，我觉得好可惜。他死活想做记者。宁肯在《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做“老实习生”，转正后到北京到凤凰周刊，财经杂志做记者。过足了记者瘾，现在在上海搞投资。我们南周报社有好多人是学理科的，朱力远是中科大的，学地震的。我的朋友王以超，他是学核物理的，读本科的时候开始发表文章，写报道。学地质啊核物理啊花了那么多时间，可是不合乎自己的内心愿望，改行了。所以要根据自己的内心选择，你的志趣在那里，你自己很快乐，干那个事情就不累。比方说做实验，要我做几个小时肯定累死，但写作三四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关机舱里傻傻地待飞，一个小时就烦透了。这个看各人自己的兴趣。

　　但是就社会整体来讲，文科生轻视理科生，理科生轻视文科生,都是不对的。现在是理科生占优势，是因为那些高中分科的时候，确实是理科生成绩要好一些，文科的多半是学理科学不进去了，所以理科生心理上有优势。这是理科生瞧不起文科生，认为文科生从高中智商就低一些。但是文科生也瞧不起理科生，认为理科生就是一机器人，没有人文关怀，没有道德关怀。谁给我研究经费多，我就跟谁去做试验，跟金正日他们一家搞核武器也搞，跟希特勒也干，反正谁有钱我就跟谁搞。那种人的确跟机器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爱因斯坦、萨哈罗夫这些科学家是有人文关怀的。总之，人很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文理各有各的长，各有各的短，不要互相瞧不起。

　　4、干什么不需要领导批准了，只要老婆批准就可以了

　　妖小雨：您是去年年底退休年的，生活上有什么变化？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鄢烈山：最大的变化是，我要出去玩，我要干什么，不需要领导批准了。只要老婆批准就可以了。上个月先是参加了南方卫视和贵州省旅游局搞的一个观光活动，再后来是腾讯网搞的公益活动。写作上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一个是编《白纸黑字》，第三期刚刚编完，送审了。再一个写微博，主要是在搜狐，兼及腾讯和网易。

　　5、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是公民的权利

　　妖小雨：您自曾自称自己是“资深愤青”，普遍意义上“愤青”是代表贬义的，您所谓的“愤青”有什么内涵？您和其他愤青的愤怒对社会有何意义？

　　鄢烈山：这个，现在社会上说“愤青”有两种贬义：一个是自由派骂傻乎乎的“爱国”者是“愤青”，这些人反美仇日，把他们叫“愤青”或“粪青”。还有一种，是那些所谓“体制内”的人，官方的人，你批评政府，他把你叫做“愤青”。我在后一个意义上是“愤青”，对社会现实，取一种批判的态度。最早古罗马人贺拉斯说过“愤怒出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写杂文是批判现实，批判社会，所以可说是“愤青”，老早就是。但是这个“愤青”，在我看来是正面含义。不同于社会上一些傻乎乎的“爱国者”。

　　对社会，鲁迅有一句话，叫“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在80年代有一首获奖短诗就叫《不满》。这是有针对性的。在毛泽东时代，就凭“不满”两个字，你就是罪人，你敢“对政府不满”？你只有歌功颂德的分。更不要说抗议，去批判，去挑刺。所以我觉得能表达自己的愤怒，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我有这个权利，公民的权利。

　　6、由杂文到时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妖小雨：您在1996年之前较多的写杂文，然后1996年以后开始写时评。在您看来杂文和时评有什么共性，各有什么特点？

　　鄢烈山：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古人所谓“杂文”是广义的，韩寒有一本书，就叫《杂的文》。我们把文学分为几大类，诗歌，小说，戏剧这些，这么分类以后，在散文里面分出一块，就是杂文。后来根据鲁迅的定义，杂文是对社会批判的文章，杂文在当时就是一种隐晦曲折的表达。而评论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单刀直入，有话就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用不着拐弯抹角，我手写我心，这是很正常的状态。所以从杂文到评论，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阶段，是言论自由。社会的进步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前的杂文，他有什么观点都是通过讲典故讲小故事来表达。1949年以后，文革前，比方说“文革”最早批的三家村，邓拓对当时的“大跃进”有点不满，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鸡蛋的家当》，用了一个很隐晦的故事表达嘲讽，但是这样都不能被容忍。到了文革以后，杂文比较繁荣，都是在副刊里发表，像我们《南方周末》副刊有一块杂文。现在这些副刊都萎缩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以娱乐为主，以影视明星奇闻趣事这些东西为主，散文的东西都比较少，杂文基本上没有地盘了。

　　当然这期间有一个过渡。比如说《南方周末》头版曾有一个“周末茶座”，那个东西其实也是杂文，也可以说是评论，都可以。其实，界限不要分那么清楚，也有很多报纸既有评论版也有杂文栏目。比方说玑在《南方周末》的评论版块，就有“方舟评论”，也有“自由谈”版的思想随笔和杂文。《南方都市报》也是，第二版社评版里经常有杂文叫“街谈”。在大陆以外也有这种情况，我原来看《中国时报》吧，社论，也有用挖苦讽刺杂文风格写的四五百字短文。社评通过逻辑推理，而这个杂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都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从杂文到评论，其实这是社会进步。要言论自由，大家要表达，公民权利意识增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不过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就个人来讲，最好是怎么写舒服就怎么写。

　　7、警惕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

　　妖小雨：同样是1996年为分界点，您扬弃“平民写作”的立场，扛起“公民写作”的旗帜。公民写作对写作者自身而言，需要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对公民社会的塑造又有何意义？

　　鄢烈山：我觉得这是一个自我定位。在《鄢烈山时事评论》丁东兄写的序中，他赞扬我为平民写作。他的本意是说我不迎合权贵和富豪，为弱势群体代言，这当然是褒奖。但我不喜欢标榜平民，我认为用公民这个词最好。公民的立场和平民有什么不同的？特别是现在，中国两个危害，一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第二个就是民粹主义，动不动标榜自己是“草根”是“底层”，仇官仇富，这都是不正常的状态。我强调自己是公民。“公民”这个概念，在英语里面跟“市民”是同一个词，是强调我的公民权利，在宪法范围之内我来讲话，我也可以监督官员，也可以批评大众。我强调的是公平正义。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不公正我就可以批评。所以，我觉得我强调“公民写作”，是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不标榜自己是草根，是平民，也是对暴民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