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能被分配到南方报社是非常幸运的

　　妖小雨：院长您好，您1969年暨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进入南方报业，直到2006年安全着陆，长达37年新闻工作，你自己也曾经戏称这是一条"新闻不归路"。是什么原因让您一路走到底，做了一辈子新闻?

　　范以锦：我是1969年大学毕业的，因"文革"推迟分配，参加工作是1970年，从1970年到2006年从报社领导岗位退下来，在新闻工作岗位上36年多。我们那个年代，是高度的计划经济年代，大学毕业生不用学生去找工作，找了也没有用。不是自由选择职业的，要经过国家组织管理部门进行统一安排分配。

　　我安排到南方日报，我没有学过新闻，在学校的时候也没有发表过作品，进来就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可以下海或是到其他地方去，那时比较宽松了。但我对新闻已经有感觉，有执着的追求了，在外面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工作，所以我沿着新闻路一直走下来。

　　妖小雨：您刚才也说您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您是被选择进的新闻单位，您的同学都被分到什么单位？

　　范以锦：我们经济系的同学，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动荡年代还没有结束。分配推迟了一年，分配的时候也还没有考虑到我们大学生专业怎么对口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岗位都有，甚至把大学生当一般的民工使用，到餐馆端盘子当服务员的，有到农场、矿山等从事杂务事的，比较幸运的当老师、会计、资料统计，基本上没有考虑你对不对口，也没有考虑你是不是大学生的身份，随便分一下。还有的被安排去搞"运动"，当时很多政治运动，就把大学生临时安排去"锻炼"，接受"政治教育"。

　　当年与现在不同，那时不对口安排工作就是一种浪费，因为那个年代大学生比较少，每个行业都急需对口专业人才，不像现在，学科交叉比较突出，是宽口径就业。在当年来说是窄口径就业，即便这样，许多学生还会到不了专业岗位工作。"文革"结束后，在基层的不少大学生逐步进城，将这些大学生对口用起来了。我的同学有安排到党政机关工作的，有进入银行的，有从事教育的，还有搞财务工作的。不对口的逐步对口了。我能直接分到报社是非常幸运的，同班还有一位同学我们两人分到南方日报。

　　2、感到报纸适合自己，愿意干

　　妖小雨：当时暨大新闻专业有分到报社的么？

　　范以锦：那个时候暨南大学新闻专业早停办。中文系也有两位进入南方日报。

　　妖小雨：您是挺幸运的，您是1969年毕业，到70年分配工作，中间那一段时间您在忙什么？

　　范以锦：我在湖南洞庭湖西湖农场劳动，属解放军部队农场。粮食有，猪肉也有，我们自己还养猪、种菜，洞庭湖那边甲鱼很多，吃得还不错。但劳动是非常艰苦的，最忙的时候是赶季节插秧，早上三点半起床，劳动到晚上十点半。我的体重从上百斤降到了75斤。

　　妖小雨：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被分配到其他单位，现在会是怎样的人生？比如说进银行，当会计？

　　范以锦：自我感觉自己是肯学习又有毅力和意志的人，我到了一个岗位以后，会力求把工作做好。我相信，如果我不是从事新闻工作，做其他工作，也会脚踏实地做好。我是学经济的，到了单位，无非让你搞经济，搞财务，或者是从事文字工作，从事文秘。我自己会努力，会想办法，不懂的事会去拜师，会去钻研，会去提升。我从事报业工作几十年，我感到适合，我愿意干。但我如果不在报社搞其他的，我是不是适合，我没有干过，我不知道。

　　我必须要干了那份工作后，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觉。如果没有感觉，在计划经济年代也不会让你走，你还得干下去，那就努力学习逐步适应。

　　3、对"南都案"，当时要完全解决也有难度，我们尽力了

　　妖小雨：您当时在离任感言里面提到：离任之际，我感到遗憾的是，一些遗留问题仍未解决好。这些遗留问题指的是什么？是指您尚未完成的新闻理想，或者是为新闻理想付出的代价？比如说"南都案"。

　　范以锦：主要是"南都案"。当时尽我之力保护我可以保护的人，去化解我力所能及能化解的矛盾，应该讲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没有去化解的话，当时局面会越来越糟糕，我们的损失会越来越大。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担当，尽量不要把局面恶化，往好的方向转化，要达到这个效果。

　　但不管怎样，最后始终还是有不该判刑的判刑了，不该处理的人有关方面硬要拿他处理了，所以我感到很遗憾，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好。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要完全解决也不可能。那个后来被判了死缓的腐败分子王华元，当时位高权重，他直接介入了"南都案"。

　　4、媒体和企业之间虽有利益关系，但必须有道德底线

　　妖小雨：2007年11月份的时候，《南方周末》刊发了《两份秘密协议引发悬疑碧桂园被指零地价拿地》碧桂园由此陷入"地价门"。随后碧桂园危机公关，用广告投放换取了搜狐，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通力配合，避免了新闻的进一步传播，在您看来，媒体应该如何处理广告大户的负面新闻？

　　范以锦：媒体与社会的各类机构各行各业，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会存在各种利益关系。所谓的利益关系就是我这个单位，需要媒体帮我传播，或者需要媒体帮我化解矛盾，会用上媒体。同样的对媒体来讲也有一种利益关系，媒体希望各类机构支持，包括企业投放广告等。企业给媒体投放广告，那么可能形成媒体跟一些单位关系比较好的局面，形成相互支持的关系，这种关系如果没有超过大的原则问题，没有超过职业道德的范畴，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但这种关系必须有一个底线，比如讲这个企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希望关系比较好的媒体不要报道，或者报道的时候，将解决的方案一起报道，平衡一下，负面影响不要太大。如果这个问题是一般性的问题，企业媒体互相有一个支持，不少媒体可能会这样做，这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这个单位的问题较大，非揭露不可，媒体因为利益关系而放弃了监督，我觉得这就失去了媒体应有的品质和职业道德。如果不但不去揭露，甚至不顾社会舆论对其存在问题的揭露，有意通过正面报道帮助企业摆脱困境，甚至歪曲事实把问题说成是业绩，以维护企业的所谓形象，那这不是一般的道德问题了，严重的属道德沦丧。如果媒体趁机敲诈勒索，那就是违法乱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媒体来讲，跟企业等各类机构之间会有一种利益关系互相支持，这不是问题，但是必须守住道德的底线，必须遵守神圣的道德。不讲道德，那么这种关系就完全变成互相利用的关系，或者是尔虞我诈的关系了。

　　5、媒体要全面理解"政治家办报"原则

　　妖小雨：记者是一项挑战高峰的大职业，您曾经是把握报道界限的领导，在您看来如何把握这个报道界限？

　　范以锦：媒体的死亡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改革不发展。没有去创新，老百姓不爱看，甚至连高端人士都不爱看。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媒体就会走下坡路，慢慢衰退甚至导致停办。所以会因为不改革不创新，引发"自杀"。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媒体不可能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乱冲乱闯，过了界限，踩了红线，可能被有关部门给停了，这是"他杀"。

　　我们的媒体既不要"自杀"，也不要"他杀"。我们要将责任、勇气、担当和智慧兼备于一身，就是你既要有勇气去改革创新，同时也要知道报道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办媒体总有一个底线，政治体制决定新闻体制，全世界都一样。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新闻报道总是有个大的框框，在这个框框范围内，你还是可以戴着镣铐跳舞，但你不要越出框框跳到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强调"政治家办报"，不是政客办报，也不是不顾社会现实的盲动。要有政治家的抱负，政治家的胸怀，政治家的敏锐，政治家的智慧和艺术。

　　妖小雨：那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例外是值得记者付出一切代价去挖掘真相的？

　　范以锦：只有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在和平年代，我不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生命去获取新闻。没有必要这样做，记者必须在保护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新闻，把新闻做好。我不主张做无畏的牺牲，要当勇士，不要当无谓牺牲的"烈士",我曾经讲过这个话。

　　6、信息爆炸时代，优秀的记者要有独特的视角

　　妖小雨：您曾经培养过很多优秀记者，但是在当下，在信息爆炸社会媒体的作用本应该是越来越大的，但是能够让人信服的优秀记者却是越来越少了，您能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么？

　　范以锦：现在能够出名的、一炮打响的记者越来越少了。这是在新的传播技术发展起来之后，我们的记者工作遇到新情况，出现了很多同质化新闻。在过去信息不是很发达的年代，记者采访会找到爆炸性新闻，有独家新闻。有的记者靠独家新闻扬名天下，社会影响力出来了，也就成为优秀的记者。

　　现在信息大爆炸的年代没有独家新闻可言，一件事情出来，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记者很难在这个领域冒尖。要解决新闻同质化的问题，要根据新媒体时代信息爆炸的新特点，在众说纷纭真假难辩，或者说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要有独家的观点、独特视角，做出能够与众不同的新闻，那么，这个记者很有可能成为优秀记者。

　　7、媒体领导者要有担当精神

　　妖小雨：您刚提到优秀记者比较难拔尖，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有一些记者成名以后，会出现一些行业内从人品方面攻击他将其搞臭，而进一步否定其工作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