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对国人来说算不得一个陌生的词语。在近三十年的中国——通过种种蹉跎,凭一纸去往他国的证件,然后是,在梦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开始的打拼与艰辛。
陈希我的新作《移民》正是演绎了这样的一出移民众生大戏。小说由陈千红串起一系列人物,从上世纪80、90年代单单为挣钱出国,到如今的各种出国目的,偷渡、留学、投资、旅游……方式用尽只为离开。《移民》透过个体视角,透视近三十年来中国移民潮众生相,反思狂热的移民现象及其背后的根源。在《移民》中,总有一个声音提醒着读者:精神上没有摘下枷锁自我解放的人,漂流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是自困。
陈希我,当代著名 。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香港《凤凰周刊》称其作品是“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
记者手记
这一次,书写文学的“软”
印象中第一次确切地知道陈希我,是在五六年前。那时候,他的《冒犯书》因被查扣一事,曾闹得沸沸扬扬。而他的那句“文学就是冒犯”,曾让人眼前一亮。后来,便陆续找了些他的小说看,字句之间,清晰感觉到其他对人性及欲望书写的用力。再然后,看他的博客,他写的专栏,亦是颇多趣味,时有警句,教人深思。
这一次,电话采访他,是因为小说《移民》。陈希我用一个名叫陈千红的福建女子赴日打工又回国发展,而后又试图出国移民的经历,串起了25年来中国移民者的漂泊故事。此举,不免让人有些疑惑:一个总是解析人性的 ,突然关注现实题材——这是一种转型?
电话那头,陈希我的语气里,总有一种热切的劲儿。他的语速很快,习惯把“说”说成“讲”,喜欢举例子。他说,尽管小说《移民》是现实题材,与现实挂钩是其有意为之,但在小说创作时,无论是陈千红,还是魏小徵,他依然给予这些人物丰富的人性:陈千红总是在谈感情,而贪官魏小徵,愿意拨款扶持诗歌创作,证明人文的精神依然不死。不过是,与以往书写人性时的“够狠”相比,这一次,更多地在书写妥协与无奈。
新书
这部小说有意地在与现实挂钩
记者:在《移民》的腰封上,说这部小说“潜心追踪了十八年,九易其稿”。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和反复选择,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都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陈希我:想写这本书,最初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正准备跑路澳大利亚,但最终去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我就感觉,这种“往外跑”的状态,很值得去关注。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是在日本酝酿的。1994年我回国之后,就陆陆续续在写有关移民的小说,到1996年,我把最初的小说写了出来。但有一个问题,当年我们出国的时候,我知道基本上都是在国内处境不好的人出去,小说写完,发现在国内生活的不错的人也要往外跑,这真叫人搞不懂,所以,我就继续关注这个事情。就这样,写了很多稿。这本书的内容也不断更新,到了几乎无法收笔的地步。
记者:《移民》这部小说,一部分是在写国外,尤其是日本的生活;另一部分主要是在国内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在对国外生活的描写中,相比于您笔下日本生活的鲜活生动,在加拿大的笔墨显得就要平淡的多。这是不是也与您的生活经历有关?
陈希我:这部小说最早写的就是在日本的生活。写日本这一块儿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说,是沉淀的比较久的。至于写到西方国家的部分,虽然我有家人在西方国家,但肯定不比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人问我既然是写《移民》,为什么国内这部分反而比重更大,虽然我没有当商人,也没有像陈千红一样当妈妈桑,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周围这一类的人很多。其实我原来的小说,更多的是在写人的欲望、人性,所以这部小说也是我的写作经历中比较特殊的一次。
记者:的确。您之前的作品,于精神层面的表达要更多一些。《移民》里的那些人,虽然也有困惑和迷茫,但您更多地是在呈现他们的一种状态。
陈希我:我其实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但最终我选择更接近现实一点,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干货”。我是有意把这个小说写的有一点纪实成分——小说里有一些真实的事件,像洪锋被打、马原被打;然后我用了一种编年体式的写法,比如说中国的经济,每一年的GDP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真实的。这部小说,原来在结尾的时候,我是这么处理的:多少多少年,中国的GDP到什么程度,陈千红做什么事情,多少多少年,中国的GDP到什么程度,陈千红做什么事情,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了,陈千红移民美国……将这些列一个表,当成结尾。当然后来删掉了。
记者:我注意到,在小说正式开始之前,您还有意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
陈希我:对,因为我希望对时代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指认。在这部小说里,我是有意地在与现实挂钩。
记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移民》的写作与您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您曾经表示,比较排斥经验化的书写。
陈希我:我们要看“经验”怎么理解。现在很多人容易把经验和经历混为一谈。比如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朝被蛇咬”是经历,“十年怕井绳”是经验。当时我反对,是因为很多 停留在“一朝被蛇咬”的状态中间,他们没有进行归纳,没有进行提升,把自己的经历写完就再也写不了什么了。我对经验不排斥,但是对经历比较排斥。我举个例子,像卡夫卡,他写人变成甲壳虫,那只可能是经验,不可能是经历。像这种经验,我是赞成的。《移民》这部小说,虽然纪实成分多一点,但是传奇性的东西还是有的,像陈千红这样一个女性,她的跌宕起伏,显然不能简单地当成一个经历来看。我一直强调陈千红是“水一样的女人”,实际上是一种隐喻——在我们这个时代,谁都跟水一样无常,没有定性。这也应该属于经验的范畴。
当代文学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尽如人意
记者:我可以理解您的这种书写选择,但就阅读的体验而言,还是更倾向于您之前的那些作品。想当年,您写《冒犯书》,敢于在每节开始都放一句“你可以选择合上这本书,你确实要打开吗?”那种霸气,曾经让人耳目一新,不是很多评论者都觉得你“够狠”、“够极端”么?
陈希我:我觉得,过去有些人对我的作品可能有误读。很多人觉得我的作品里狠的成分、凶猛的成分大一点,但实际上,我的作品里有很多柔软的东西。有一年,我看到莫言在谈他的作品,说人家讲他的作品残忍欲绝,但是,莫言说,你们没有看到我的作品里面温柔欲死。我觉得莫言评价自己很准确,我也类似于这样。
记者:不过,现在评论界给您的评价是“极限 ”、“后先锋 ”。
陈希我:我是觉得,先锋或者极限,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其实真正的先锋或者极限是没有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在讲,文学的底色应该是软的。举一个例子,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应该说这是很尖锐的,但是鲁迅实际上还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方。
记者:对。我记得您说过一句话,“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
陈希我:但这一点很多人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好 ,我觉得应该是很游移的。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不需要明确的纲领。去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他比较妥协。莫言确实是比较妥协,但是他身为一个 ,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在文学中有他尖锐的地方,在现实中有他妥协的地方,这非常正常。事实上,在写作的时候, 是处在一个很混沌、很矛盾的状态。他在书写苦难,但他何曾希望苦难。这就是现在我们很多 做得很不够的地方,特别是那种所谓关注现实的 ——他们把所谓的现实和罪恶写的太单一了。
记者:所以您曾批评说,我们的文学太注重世俗的逻辑。
陈希我:对,世俗的逻辑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逻辑,小孩子要读书,读书完了当官,就是这种逻辑。而文学,在这种逻辑之外,还要找到另外一个逻辑。中国文学有的境界不高,原因就在于,我们善于表达这种世俗逻辑,比如说我穷,我饿,就拼命写饥饿,写如何吃东西。像余华的《活着》,我觉得最亮点就在于,福贵最后是活着,而无所谓活着。作为一个小说家,余华懂得这个道理。在我的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身上的一部分,我没有刻意去把谁妖魔化,这些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你只有抱着这着心态,才能关照这个社会,关照你的题材。
记者:既然您对当代文学有这么多批评,那么您如何评价当代 群体的写作?
陈希我:对当代的写作做评价,没有参照系是不行的。一个参照是古典文学,但是中国古典文学几千年,拿几十年与几千年做比较,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拿唐代其中一百年来与我们现在比,唐代也未必会好多少。李敬泽曾经说过,唐代也产生了很多垃圾诗,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李白、杜甫。所以这么看,如果按百年成就,我们的成就也不低。
第二个,跟“五四”时期到1949年的文学比,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先锋小说开始的文学,也不差。在数量上和总体质量上的整齐,我们这个时代是相对比较好的。
再跟1949年之后的17年比,那我们绝对是好得多。当然,还有一个参照系是外国,从鲁迅开始学果戈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成为果戈里的,学莎士比亚的,也没能成为莎士比亚。但是话讲回来,如果从当代来比,从文本上来说,中国的文学也不是想象的那么不尽如人意。外国文学这些年实际上也相对比较弱,有的人说莫言的作品不好,你把莫言的作品和其他获诺奖 的作品摆在一块儿,我看不至于会得出莫言作品比别人差或者差很多这样的结论。新疆网讯(记者刘雪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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