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想写一部关于晚清的作品，但是一直都未动笔，原因是没有找到一个我认为合适的切入口。
　　
　　晚清一直被定位为一段屈辱史。一谈到它，很多人会本能地对之唾弃，我总结了一下，唾弃的理由，一是清代为满人皇帝当政的王朝，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这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中国近代国运之不彰，也正是从这一段开始。只要翻开历史课本，到晚清或者是近代时，几乎令人不忍卒看。
　　
　　《晚清帝国风云》出版并在网上发了一段内容后，曾有网友给我留言，说老关你以前写的书都很好，但是这部书格调不高，怎么有点二月河的味道呢，你是在给道光和琦善等人擦脂抹粉啊。这位网友还说，满清作为一个外族王朝，不得人心就不说了。那个道光，没有判断力和临变力，又犹豫又反复，怎么看都是一个标准昏君。至于琦善之流，更不是什么好鸟，如果你将这些铁板钉钉的评价都改动了，一定会让太史公等古人无言以对！
　　
　　这样给我留言的网友并不是一个两个，但是其实我很能理解他们，因为在很早以前，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我的改变是在阅读大量的晚清第一手史料之后，我发现这段历史中有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的真相，而道光、琦善也绝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种人，换句话说，他们是被人为地戴上了假面，被迫沦为了戏曲故事里脸上涂着白粉的一类角色。
　　
　　比如道光，他是清代能文能武皇帝的典型，八岁时就以箭术精湛，而从祖父乾隆手中赢得黄马褂，登基之后倡导实政，平定张格尔叛乱，个人生活上也非常节俭，如果一个国君做到这种样子，你还要说他是昏君，那明代及以前的很多国君就不知要昏到什么地方去了。又如琦善，他其实是一个韦小宝类型的能吏，非常精明强干且有不错政绩，连清史稿中都称他“明干有为，政声卓然”，道光赏识他并非偶然。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被戴上了假面呢，这是我竭力想寻求的答案，在找到这个答案之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写。
　　
　　直到有一回我到南京参加 读书班，下课后到一家旧书店淘书。那家店一看就知道经营状况不佳。店老板也抱怨说，经营越来越难，赚的钱光付房租都不够。
　　
　　这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大约是难得看到像我这样专程来淘书的穷酸文人，所以特别愿意跟我攀谈。他说他就喜欢书，喜欢跟文化人开交道，上个世纪他开过厂，赚了很多钱，之后才开了这家书店，而且一开就开到现在，说起来，他这家书店的历史比周围所有超市商场都老呢。
　　
　　他还谈了很多自己在文化上的见解，甚至包括对时政的看法。那一刻，他荣光焕发。可是我也注意到，光顾旧书店的人虽不多，但当店老板高谈阔论时，他们看店老板的眼光都很异样，而那种眼光绝对与仰慕或者钦佩无关。
　　
　　从书店出来，我重新打量了一下店面，置身于高楼大厦包围之中的小店确实太寒碜了，似乎风吹吹就会倒掉。我当时突然产生出一种辛酸的感觉，我想这位店老板可能是一个很有抱负，也有过属于自己光荣历史的人，但是如今他境遇不佳，他和他的书店都没落了，所以即便他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在大多数人眼里，也可能沦为胡言乱语或者梦呓。
　　
　　然而你能完全指责他不思进取吗？书店有过一段好的时光，后来不好了，可是用店老板的话说，也不是想抽身就能抽身，他年纪大了，学其它东西不一定灵光，你总不可能想像，他摇身一变，马上就会成为具备现代商业理念的CEO吧。
　　
　　人总有种种的不得已之处，始终成功的人也总是极少数，不应该用一套虚而又虚的成功学来框范每一个普通人。
　　
　　从南京回来后，我觉得自己考虑得比较成熟了，便开始了创作。最初，我给这部书起名为《亚细亚孤独》（即最终定名的《晚清帝国风云》），我想写一个被具有绝对优势的西方文明冲得七零八落的孤独帝国，以及一群卸除面具后有血有肉的人物。
　　
　　任何一段历史，我对它最后的结果其实都不太感兴趣，因为不管承认与否，它都已经存在了，发生了，我感兴趣的，是人在困境中的挣扎、坚持、抗争和无奈。不用讳言，写作之余，我常常会想到那个不合时宜的旧书店，和那个即将被残酷现实挤得无路可走的店老板。
　　
　　在创作准备上，这部书前前后后花了很长时间。晚清的史料非常浩繁，光《清史稿》就有五百多卷，这还只是正史部分，其它诸如笔记、杂录、年谱以及所谓野史、轶闻之类，更是多到使人眼花缭乱的地步。
　　
　　此外，近年来，史学界在研究晚清史上也有很多突破性成果和专著，比如茅海建先生在鸦片战争、晚清皇帝领域，刘忆江先生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人物领域，其观点都非常新颖独到，这些均丰富了本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