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如何看待南方系妖小雨：南方系一直在传媒的江湖被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不光是其优秀的办报理念及产品，还因为他多舛的命运和一批批前赴后继的报人。所以成为很多新闻人梦牵萦绕的地方。您在求学时代有没有想过南下进南方系工作？ 张志安：我没有特别想过去南方工作，因为我当时本科毕业就保送研究生，读了两年硕士又保送博士，读完博士再去做记者意义不大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所以就选择做老师。 同时我觉得培养记者会比我自己做一个好的记者更有成就感，也更能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所以我没有想过要去做记者。但是我跟南方报业互动很多，经常给他们上课，跟他们的记者和老总交流很多。对不专业地方的反思和批评也会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微博批评、媒介批评或者线下讲座的时候说，有时候他们记者有好作品，我们也广泛转载，我们行业内进行肯定，我们这边中大传播学院接受的中外记者里也有《南方都市报》的，连续第二届、第三届都有他们，也有《南方日报》的，所以我们也给他们记者提供这个机会到学校进行进修访学的机会，我们平常也经常邀南方报业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做讲座，我们带我们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参观。我给我自己定的更多的定位是成为记者的服务者、观察者和研究者。 13、南方报业高层变动妖小雨：新华社原副社长庹震任广东省委常委、新华社广东分社原社长杨健任南方报业党委书记，网上传言"新华系接管南方系"，您怎么看待这次南方报业高层的变动？ 张志安：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报业集团自己的报业文化是很长时间慢慢积累和形成的，就像一个地区媒体文化，像广东的媒体文化，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历史的传承和延续，但是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代一代媒体人的努力，他们对话、交锋，形成共识，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报业文化，这种文化不会轻易的受到一个人受到结构性的影响和变化。我想可能新的领导会有他的一种影响，但是他肯定也会对原来的传统给予尊重，否则的话他就难以领导。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更多还是要既要尊重原来的文化，同时再施加个人的影响。 14、新闻娱乐化妖小雨：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竭，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种监狱；还有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周筱赟认为新闻娱乐化在其揭黑爆料中很有积极作用，您怎么看新闻娱乐化？ 张志安：我看了周筱赟在《南方传媒研究》写的文章，我觉得他用词不准确。第一个，他的网络爆料算是通过自媒体所进行的一种报道，但他是不是过去定义的完整意义上的新闻呢？未必！他并不是对事件进行来龙去脉的调查，然后写出一个完整的报道作品，并且以组织化机构化的方式进行传统的新闻生产。他现在更多的是公众的、网民的、在线的监督，他主要提供证据，不再提供一个完整的报道。所以他往往是通过提供证据，书证物证，然后引发很大规模的网络的批评，形成一个网络舆论，然后再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议题，反过来再回归到网上，从而通过这种网络的舆论监督去推动问题的解决。更准确的讲，我觉得他在进行网络揭黑和网络爆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中，娱乐化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权利进行讽刺并且对公众进行情感动员的一种斗争策略。但是这种斗争策略并不能准确的叫做新闻娱乐化。比如说大家开玩笑说，卢俊卿应该把你女儿嫁给你，然后他说，卢美美我没有考虑，但是郭美妹我可以接受，这是新闻吗？这不是新闻，这是在揭黑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网络动化语，是网上的一种对话的策略，有的时候是自嘲，有的时候是嘲笑权力，有时候是在消解权威，这种做法更多的时候是进行网络舆论监督的一种话语策略、斗争策略、动员策略，不能简单的概括为新闻的娱乐化。 新闻的娱乐化传统主要是指，首先是在大众媒体里，新闻报道里软新闻的比例越来越多，然后娱乐新闻占了越来越多的空间。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硬新闻的软化，比方说过去比较严肃的新闻用娱乐化的方式来做。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对新闻娱乐化的看法通常是两面的，一方面娱乐是大众传媒的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所以说体育、娱乐这些东西是大家茶余饭后需要讨论的，所以新闻娱乐化满足了公众使用媒介的一个基本的需求，但是这种过度的新闻娱乐化，显然会降低他对公共事务的重视和关注的程度，由此会影响每一个人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注意力，降低公众意识。同时比较容易满足于过度煽情化、娱乐化、碎片化的 ，对一个人自我理性的形成显然是有负面作用。 15、中国媒体有偿报道乱象妖小雨：您在《纽约时报》报道的《中国媒体有偿报道乱象》后提出新闻界自净五点倡议：1）编营分离，避免广告干预新闻；2）撤销保护广告大客户的"名单"；3）软文版面上打上"广告"两字；4）公开声明拒绝任何形式现金馈赠，给员工适当加薪；5）停止以监督或服务等为名进行的敲诈式营销。您不觉得这样的提议过于理想化了吗？ 张志安：首先《纽约时报》反映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媒体最严重的问题，那只是软文买卖的问题。《财经传媒》所报道的才是中国媒体更严重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达芬奇的，舆论监督是不是一种敲诈性的监督？监督之后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公关，紧接着《财经传媒》又做了关于上市公司在IPO过程当中，一些门户网站的财经频道或者财经媒体有意做你的负面新闻，然后等你来公关的时候收巨额的钱。事实上这种行为比前面讲的软文买卖更加可恶，这就是一种接近于敲诈勒索的权力行租，这是更值得批评的。 而我提的所谓自律的前提是，在没有新闻法进行约束，而又没有足够的法律的手段能够对媒体的腐败进行强有力的监管的前提下，我觉得行业首先应该可以去做一些事，我并不是说我提的那些观点建议就是治本的，就是因为那个本在无法治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得去治标而不是给自己一个惰性的借口，说反正这个本也治不了，所以这个标也别治了。我一直就很认同我们院长胡舒立说的话，最起码得有一点同行的相互批评。我觉得《财新》的可贵之处就在这样，他把这个行业人所尽知的秘密报道出来，这就是鼓励行业批评的有效的第一步。这样的一种批评，应该不仅仅局限于《财新》，应该成为行业的共识，慢慢让更多的媒体去做，我觉得应该会起到一种震慑和相互监督的作用。 《潇湘晨报》报道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湖南长沙中学的一个演讲，讲美国教育一塌糊涂。事后证明，那个报道是断章取义的。北大校长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前面有句子铺垫，就是说美国教育从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的角度来说，非常成功，但是，从培养所谓的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但是你看那个记者断章取义，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那个报道就满天飞。我觉得可贵之处，《中国青年报》的特别报道，他们就去中学要了那个录音，完整的听了，发现同行的报道是断章取义的，然后他们就批评。他们写了这个报道，就真把报道写出来，说北大校长的演讲是不准确被传播的，当然他没有点《潇湘晨报》的名字，这也是行业的批评，至少能够对同行进行批评，尽管是不点名的批评。 另外的例子，比如说当年马云龙在管理《河南商报》的时候，对于数版记者排队领红包的批评，还有前几年对新华社和多家媒体在山西的金元宝事件，给每一个人发一个金元宝，这个也被批评了。所以我提的建议是，在本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去倡导行业自律。 16、新闻社会态度妖小雨：《失恋33天》里，老大王对黄小仙说：你们这代人，没有感情。我们看很多媒体作品，那些报道叙述流畅，基本逻辑也没什么硬伤，但是就是无法让我们读者有所触动。到底是我们读者麻木了没感情，还是记者麻木了没感情？ 张志安：我觉得这种所谓的面对这种新闻的比较平静的状态，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贫苦的生活记忆。我自己观察我父母那一代，他们看到电视很多可怜的，都会掉眼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这代人善良，而是他们有着同样悲苦的童年和比较艰辛的生活记忆。比方说他们有过"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有吃不饱的时候，他们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到北大荒、新疆等等，他们有过物资资源匮乏条件下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生活记忆，当他们看到同样的贫苦，会更容易引发他们内心的共鸣，所以他们更加容易为之所动。而我们现在的80后、90后，都比较幸福，很多人生活在大城市，我们没有太多的挫折，我们对同等挫折的感同身受的能力，我相信一定比我们的父辈低，就是对挫折、痛苦、贫苦的感同身受的能力是微弱的，因为你自己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或者童年经历，你去感受到的这种强度和烈度肯定会比较低。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们父母的年代，或者我们读书的年代，我们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有互联网，我们接触到太多残酷的现实，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东西，矿难，死亡几十人到上百人，中毒、死亡、强拆、自焚，看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对同类的东西可能多少会有些麻木了，尽管理论上来讲，每个生命的消失、每个个体的命运都是值得同情的，但是如此多的负面的现象，一次一次的敲打我们的内心，在鞭笞着我们的内心，在刺痛我们的内心，必然我们的心也会磨出老茧来，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新闻，可能更容易平静。 第三，我觉得80后、90后听了可能会不太顺耳，我们的成长和教育过程当中，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的教育可能比较少，更多的是我们得到别人的爱，所以这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的动容。我觉得年轻的人可能不承认这一点，或者他们会举出无数的例子，比如汶川地震，说我们有爱，我们怎么没有爱呢？但是我想爱的惯性和思维会少一些，比如说当你有一个姐姐和你一起长大的时候，你想着要对你姐姐好，你姐姐对你好，有一种更多的互动在。现在更多的是外在对我好。我接触我的学生的时候知道，他们好的一面是他们会更个性，一些他觉得不公平的事，他们会反映，但是可能他在反映之前，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的过程会压缩或者减少。比较崇尚自我和个性，更加在乎个人的情感的体验。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