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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有些地方，据我了解到，计划生育已经变化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因为当地的计生干部并没有太多的渠道发财和牟利，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多生两个回来交罚款，多收点罚款，就是我的小金库钱就更多。所以一个制度初衷是为了控制人口，避免人口膨胀过快，给国家带来更多的负担，但是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成为谋财的手段。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政策的地区差异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地区差异非常大，在东部的城市，在上海或者广州，包括东莞，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上海现在大概是每5个人当中有1个老年人，是60岁或者65岁以上，到大概2020年就要达到每3个人当中有一个老年人。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老龄人口退休的比例越来越高，年轻的就业人口比较低，等于政府的财政负担非常重了。也就是说在享受这个社会公共福利回报的人非常多，在创造价值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老龄化就给城市的发展带来问题。所以，现在一直有一种呼声，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尤其是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能不能放开二胎。实际上在农村早就已经有二胎政策了，就是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可以再生一胎，不管是男孩女孩；还有就是少数民族；还有独生子女家庭，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 所以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要能够顺应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去调整。 5、崔永元"三不"言论妖小雨：11日崔永元在一篇微博里称，崔永元公益基金八月份培训100名湖南乡村教师。对此湖南省教育厅采取"不反对、不支持、不参与"的"三不"态度。崔永元表示："我们非常愤怒"，并评价湖南省教育厅："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你怎么看待官方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 张志安：从大的角度来讲，中国社会未来要进步和发展，首先越来越多的鼓励公民的社会行为，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慢慢脱离出来让渡给社会完成。在这个过程中NGO是非常重要的公益社会的组成，所以在过去十年里面，各种各样的NGO成长起来，我觉得是在有效的帮政府。他们当中一部分去做了政府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有一部分是帮政府分忧解难，做了政府想做应该做但做得不够好的事情；还有一部分是应该政府做，但是NGO做得比政府更专业和透明，这反过来对政府是一种教育与启发。所以我个人觉得政府和NGO之间，应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和互补。 但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政府对NGO的管理过硬了。政府对NGO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在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他们总觉得NGO会有潜在的危险。比方说你做得太好了，反衬出我做得很差，我就很没面子。有些地方还担心NGO的目的不那么单纯，担心背后的资金来源和使用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地方和城市对NGO的管理非常严格。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政府应该首先为NGO的注册松绑，符合条件的应该更多的取消跨靠单位的行政壁垒和限制，让更多类型的NGO能够在中国注册，慢慢的推动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的成长，促进社会本身的培育和发育。这可能是一种最基本的，就是在注册问题上要适当的放开，要更有空间。 另外，如何在政府和NGO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我觉得NGO所有好的经验一定要被政府所汲取，NGO好的模式应该被政府所接纳，这一点来看，我的朋友邓飞所做的"免费午餐"，首先民间发起，动用媒体的力量把这个做大，然后通过微博这个社交性媒体不断的推广，公布整个运行方式，保证他的透明度，通过媒体和记者建立一种社会网络，不断@一些名人，让名人参与过来，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且"免费午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他标准化，因为就是一顿饭几块钱，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很简单，然后免费午餐这4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标签，贴得琅琅上口。当他这个项目做得比较成功的时候，国家就响应了，政府拨钱，要解决关于免费午餐的问题，要解决一些落后地区孩子午餐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由民间来做，NGO来进行动员，最后政府响应、接纳，动用国家力量再进行制度化，更完备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体现了很好的所谓官民互动，民间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趋势和方式。 6、记者的职责妖小雨：看到微博有个有意思的【微调查】：你是记者，你发现小明明天要去高考考场替考。这时，你是去制止"犯罪"，还是去忠实记录？ 张志安：记者首先肯定不会去鼓励犯罪，也不应该引诱犯罪，但是记者是否应该阻止犯罪，还是记者通过暗访，把这个犯罪的行为报道出来？这两者之间，我们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我们还是强调记者更多的是报道这个事情，引起社会更大程度的批判和反思，以追求一种制度性的修整，而不是记者去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面对每一个可能去犯罪去犯错的人，去进行所谓的劝阻或参与，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老的问题——记者到底是记录者还是参与者？我们一般的答案，记者还是记录者，记录者是记者的角色，在记录的基础上，你可以去参与。 所以在高考替考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记者没有进行劝阻，我觉得没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采访对象的新闻并不会带来对生命的这种伤害，并且不会带来特别显在的社会危害。就是说他作弊，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不公平，这个教育部门可以去监管，你可以在采访之外有所建议或者提示，但是这好象不是记者的主要工作。所以争议在于，如果你不介入，是不是马上就会涉及到生命的消失？就像《饥饿的苏丹》里一样，最后那个摄影师自杀在汽车里，也并不是因为那张照片而自杀的，他是因为别的原因自杀的，但是公众会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还是回过头来看是记录还是影响。包括你到地震现场，你到底是采访呢还是像公安一样救人呢？救人固然重要，但是记者这个职业的使命首先要去反映，他要在什么情况下救人呢？就是看见这个小女孩在河边，他拉一把人家就活了，他放一把人家就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不应该直接采访，应该规避这种显在的即刻的危险，并且去帮助别人。可能有一个伦理的问题，最终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我们的基本答案就是你首先还是要坚持记录现实。 7、微博到底该不该"控"妖小雨：看张老师您刷微博也刷得挺勤快的，但是有人认为花太多时间泡在微博上太浪费自己有效时间，本是用破碎化时间接收破碎化信息，结果自己的大块时间被破碎化，微博到底该不该"控"？ 张志安：我觉得可以控。对我来说： 第一，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写微博，很重要的原因是自己有兴趣研究它，观察它，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对象，你本身的使用带有一种参与观察的特点在里面。包括我们去给政府或者媒体做一些培训，了解微博的使用，你自己不用的话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这本身就是你研究和关注的一个兴趣。 第二，对于新闻的教学，面对的学生，他们都在那么积极的使用这个媒体，他们接受着新的东西，老师是滞后的，你就没有话语权，大家就觉得你很落后，所以我觉得对于新闻院校的老师来讲，因为新闻的学生本身就是特别关注新的现象、新的事件、新的话题，我们老师应该是和学生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在下一周讲课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些新的新闻，学生不会觉得你是陈腔滥调，所以从我们教学角度上有这个需要。 第三，从我个人体验来讲，我比较喜欢研究记者。如果你不是非常经常的给他们做访谈，如何了解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动、策略呢？那就观察微博，观察他们写的东西，我经常也会跟调查记者互动，他们也会让我针对某个问题发表看法，这样相互的互动实际上是拉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观察和了解他们，并且通过网络平台建立一个更深的感情，然后建设更强的认同度，这对以后出去做研究、做调研、发问卷都非常有好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当你有个人媒体的时候，我们组织一个学术活动，在网上一发，大家都知道了，讲座的宣传程度就高很多了，因为这是一个为你所控的，是一个个人的媒体。尤其你的用户如果都比较同质化，都是学新闻的，对新闻感兴趣的，如果你做一个新闻报道的工作访，或者搞一个新闻的学术会议，或者一个媒体记者的讲座，在微博上发一下，这胜过于你在报纸杂志上打广告的效果。所以其实上它确实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推广的渠道和平台，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花时间在上面，为学校各种活动做广告，为研究生的夏令营做广告。 妖小雨：您这是说的我控微博的情况，还有一种微博控我的情况。 张志安：对，这个要控制自己，比如说我就想看一个小时，比如12点必须要睡，结果到2点才睡。这样就要反思，人都有自我反思能力，这个真的不好，所以明天想办法尽量克制，但是确实挺难克制的，你不能强制的克制，只能说靠每个人自律。 8、微时代下的信息控制妖小雨：微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全民皆记者，政府怎样应对汹涌澎湃的民意？ 张志安：你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网民会很有效的利用微博这种私家媒体进行一些信息的突破。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一定程度上对原来信息管制提出了挑战。政府也许会对传统的媒体进行管制，对政府自己发布的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但是老百姓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所谓的自传播，包括他们把外界媒体的报道翻译过来或者是香港媒体的报道做链接过来，或者是直接通过微博进行爆料。由此政府公权力部门的信息传播和老百姓之间信息发布传播之间会有一个赛跑。 对政府来讲，如果信息管控过于严格的话，老百姓会发布很多政府不愿意发布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老百姓可以获得。由此带来一个问题，政府的公信力就会下降，政府管控得比较严格的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一个公共事件发生了，通过微博我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报道和信息，结果打开报纸，发现根本没有这个新闻，打开《新闻联播》，发现你还是在说中国还是全世界最最幸福的人，那你说传统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可信度就会下降。所以政府的宣传管制恐怕需要放松，不能对信息过于严格的管制，尤其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就没有必要那么过于的严格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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