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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台湾 齐邦媛:大陆 普遍比较有野心(2)

时间:2013-04-15 14:19 来源: 作者:职烨 点击:
齐邦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文科的孟志荪老师。我们的国文教科书,从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很有名,都是孟老师亲自编的。由浅入深,文言白话并重,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这个基础打得很扎


  齐邦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国文科的孟志荪老师。我们的国文教科书,从初一到高三,六年十二册很有名,都是孟老师亲自编的。由浅入深,文言白话并重,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选文读本,从《诗经》到民国,这个基础打得很扎实的。

  问:除了书里写到的,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的课?

  齐邦媛:我很爱地理课,常常希望长大了,有一天能去看一下长江的发源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女孩子的痴心妄想吧。1947年到台湾后,我用了60年的时间想念留在大陆的那23年青春,那些历史冻结的短短的上半生永远横亘在我心灵深处,从未消退。过了这么多年,这么遥远的山海隔着,我至少找到了生命巨流河的发源地和出海口。

  问:很难想象,在那样艰难动荡时刻,你们的书读得那么扎实。

  齐邦媛:抗战八年,军费那么高,但是在教育上,战区的学生都有公费,不收学费。整个教育,无论中学、大学,都没有一点停止。我们的老师都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因为打仗,没地方去,就来教我们。我父亲办的中山中学,所有的老师都是大学老师。他们担心在战时小孩长大了没有国家观念,所以特别强调。他们很照顾小孩,很热情,他们觉得这些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那些不是说说的,是切实在做的。在那么困难的时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辍。弦歌不辍,是中国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保存得最好的一件事。

  小标:溯江而上,武汉大学

  1943年8月底,齐邦媛从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武汉大学的哲学系继续念书,由重庆溯江往川西嘉定去。她至今记得那一天下着很大的雨,从朝天门码头走到船边,父亲穿的白色夏布长衫全部湿透,从头发往鞋上流成一条水柱。那些至今想来仍扑簌簌的水汽,淋满漫长的回忆。或许是被离别的情绪兜头罩住,她在船上哭个不止。

  哲学系念了一年,离愁别绪念得痛苦,正要想办法转校的时候,齐邦媛碰见一生的恩师,朱光潜先生。朱先生时任教务长,看到齐邦媛的英语成绩突出之后,主动找她谈话,要她转入英文系在自己门下读书。

  她开始跟着朱光潜学习英诗。《巨流河》里详细回忆了当年朱光潜先生的教书经历。有一回朱老师教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一诗,念叨最后两行,“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齐邦媛跟着朱先生读雪莱读济慈,那些诗句老师教导都需一字一字背下原文。每天早晨,他们几个同学从宿舍出发,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漉漉的水西门,天寒地冻,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一边背一边走路,齐邦媛说,那种心情,就像背过的诗句,“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

  她说,困苦难堪的日子,她一个劲只知道埋头背诗,同学嘲笑她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恍惚者”,她只记得父亲教导自己,“做任何事,都要沉下心。”

  问:朱光潜先生教您念书的这一段,给人印象太深了!

  齐邦媛:我很想知道朱光潜先生的情况,49年之后的那些事。你能不能帮我找资料?这些年很多人问我,你的老师怎么样?我说不出来。我很想知道。

  问:朱光潜先生后来在大陆带头搞美学,也在文革的时候做过很深刻的忏悔。

  齐邦媛:朱先生胆子小,他算是在那些知识分子里胆子比较小的。但他真的厉害,西学好,德文法文英文都好。朱先生在国外待了11年,是真正在念书的。他是桐城人,有桐城派的传统在。我听说他后来在文革的时候去扫厕所,在厕所里发现自己的手稿。

  问:我看到您书里写到认识一个上海男孩俞君,这个人后来怎样了?

  齐邦媛:没有联系了,后来都不敢联系了。我想他应该过得不错,他家里有人在国外,他当时带我去上海见识到繁华。

  小标:从大陆到台湾,读书到教书

  1947年10月,齐邦媛因为一纸台大助教的聘书,前往台湾。齐邦媛说,那时候台湾只是课本上的名字,不过故乡东三省三十五分之一的大小,她去时从未想过,这就是从今以后60年的家。

  回忆到这里,与前半部跌宕起伏的紧张气氛不同,齐邦媛的口气整个缓和平淡下来。她认识了丈夫罗裕昌,之后结婚生子。在台中一中教英文,用当年朱先生教自己英诗的方法,叫学生背原文,一点点得精读课本。她做过口译,还去美国专门进修英美文学,之后进入中兴大学教书,又跟随丈夫的工作迁往台北。

  在台北期间,齐邦媛有段时间在国立编译馆上班,她组织了一大批优秀的译者翻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将一大批优秀的中文作者介绍到海外。并参与了国文教科书的改革,将中学在大陆学到的那些读书的心得投入下一代的教育当中。齐邦媛说,她喜欢教书,喜欢那种走进课堂学生们用一双双眼睛渴望看着她的感觉,她投入大量精力备课,琢磨如何把课上得有趣,让学生学得更扎实。

  生活回到了本身该有的样子,不再有炮火,不再有斗争,平淡,飞快,令人珍惜。

  问:您到了台湾之后,有没有感觉到大陆的知识分子对台湾的本土文化带去很大的冲击?

  齐邦媛:这里的所有的中学老师,都是外省来的,80%都是外省人。那个时候小孩受的教育,就是大陆的教育,讲仁义道德,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日本人走的时候,这里有一些孩子还是讲日文的,但是我们去了之后,一年之内,就把日文废掉了,1949年之后就不允许用日文上课了。我想台湾人内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抵触吧,因为他们终于又可以用中文写作了。台湾本来的话并没有文字,福建话就是中文,发音不同而已。当时你如果写东西,可以发表的地方很多,有很多报纸,都有专副刊,一整页一整页的,只要你写得好,就可以登出来。

  问:书后半段你父亲常常哭,看得很揪心。他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一直跟你说要沉住气。你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去参加革命?

  齐邦媛:他们那个时候在东北,看到的悲剧很多。年轻人都去当兵了,没有什么机会受好的教育。他小时候受过的教育很好,他懂得。所以他一生的重心都是办教育。他也没有去当兵,他就是被郭松龄将军请去做外事顾问,并没有领过兵。

  问:你父亲后来在台湾,被开除党籍,有没有跟你说过后悔的话?

  齐邦媛:他说没有什么感慨的,因为你所要做的都没有了,家乡也没有了,你在这么个小地方,也没什么可做的,等于东北的三十五分之一,东北比这里大35倍,是35个台湾。你争什么?你还能做什么?他想做的就是教育,而在台湾有很完整的教育系统,没有被中断。我教了那么久的书,我很高兴我们的老师一直跟以前差不多,大家都很认真。

  问:走了这么大一圈,您现在觉得自己是哪里的人呢?

  齐邦媛:很难讲了,我想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讲清自己是哪里的人。我父母有生之年如果回去东北,面临的只有死亡。政治的暴戾,无需多说,大家都已经了解。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用“乡愁”或者“惆怅”来形容我们一生铺天盖地的相思,实在是太温和了。我父亲那一代人,像张伯苓校长说的,“有中国,有我”,在他们心中,中国一直存在,但是他们抛完热血撒尽热血,很多人却连容身之地都没有,许多人的历史都被掩盖了,后人连他们的故居在哪里都不知道。我想我幸运得在台湾度过后半生,到淡水山上给父母上坟,面前是太平洋,右前方就是东北方。埋在哪里不重要,生者有时候会想,像他们那样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死后若有灵魂,也必然会往东北痴痴地望。

  tips

  齐邦媛谈读书

  莫言写《红高粱》,很夸大,太夸大。我想莫言后来越写越写回人间了,《生死疲劳》后记里面,他写了很多那一代人的眼光看到的世界,写的很好,我觉得他突然变得能写了。

  苏童的文字,看的我们一愣一愣的,那种想象力,有点突然。前几年大家还在那里怕死怕活的,突然间就变得这么华丽。你懂吗?昨天还在说没饭吃没法活,今天就穿上了金丝的袍子。我们这边的人写不出这么华丽的想象。白先勇也写这些,但他比较诚恳。我们刚来台湾的时候就是这样,很诚恳,百分之八十就是那样的生活。我们不会突然写一个完全用想象写出来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吗?大陆的 可能比较有野心,竞争心太强了。

  以前的中国人写书不是这样。你看《老残游记》,一百多年了大家还是觉得尊敬。算什么呢?就像乡下老头说话一样。朴实。

  我推荐张贤亮的一本书叫《绿化树》。很短,讲人性,非常好,每个人都能看。他后来写的有些长的没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知识在外面已经不是那样了,世界早就超过他了。但是《绿化树》非常好看,我给这里的很多读书的朋友看,他们都掉眼泪。

  大陆年轻人读书的问题,对不起,我觉得是老师的问题。老师本身没有受过足够多的教育。教育是一步一步的,稳定渐进的,不是突然给你一个很高的,下面没有,上面的理解不了的。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所依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我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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