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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英时:1911年之前中国人没有共和的梦想

时间:2013-02-16 14:03 来源: 作者:李怀宇 余英时 点击:
2011年在我个人心灵史上是颇不平静的一年。世事无常,人心变幻,家国多事,各种思想在脑海冲浪。这一年,我和余英时先生越洋通话甚密,余先生总为我解惑。正式发表的公共话题则是关于辛亥革命。国人仿佛有百年情结,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媒体同行的纪念专题铺

  2011年在我个人心灵史上是颇不平静的一年。世事无常,人心变幻,家国多事,各种思想在脑海冲浪。这一年,我和余英时先生越洋通话甚密,余先生总为我解惑。正式发表的“公共话题”则是关于辛亥革命。国人仿佛有“百年情结”,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媒体同行的纪念专题铺天盖地,当中自然不乏借百年老酒杯浇新时代块垒。而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请教。

  余英时很早就研究“革命”。1953年10月20日,余英时在香港为《民主革命论》一书写的代序开头就说:“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沉浮在革命的浪潮之中。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这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这,走向天堂;这,步往地狱!’而我则从怀疑革命,憎恶革命,转而开始了我对革命的研究。”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余英时二十三岁,其文笔之成熟让我心折,而思想之深刻,至今读来仍不过时。

  有一次,我跟余先生说,陈之藩先生写《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时,也只有二十二三岁,其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让我惊讶。当整个时代的风气变换时,陈之藩已经对“革命”看得十分透彻。后来的历史一一证实了陈之藩的看法。惊涛骇浪的席卷之下,“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正是胡适、陈之藩、余英时的共识。

  当年余英时在《民主革命论》中认为革命的第一重精神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如范仲淹所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亭林则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余英时特别指出:“革命不是少数人出风头的事,不是一群人表现雄才大略的事,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事,不是杀人放火的事,不是你打倒我、我打倒你的事,也不是这个阶级消灭那个阶级的事,它是全面社会的重建,整个文明的改造,和普遍福利的增进。”

  而今回首百年,余英时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从历史来看,民国自有许多乱象。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民初的文化界仿佛天才成群而来,所谓“民国风度”至今为一些人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我看来,余英时先生是一位具有旧派风度的现代学者,笔下深含温情和理解,对世界的关怀与思考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李怀宇: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也没改变,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他们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清廷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后来黎元洪被逼参加革命,也是这样的道理。

  李怀宇: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李怀宇: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发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李怀宇: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开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捐钱,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的心理,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怀宇: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当然清政府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上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清廷没有什么办法。

  李怀宇: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如果谈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而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清廷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逼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洲人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清廷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李怀宇: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李怀宇: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英国的君主立宪,是鼓励清廷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怀宇:在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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