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梁文道快十年了。第一次见面是在香港九龙土瓜湾的牛棚书院，那里多年前是牛的屠宰场，后来成了牛棚艺术村。那天下午，梁文道给我的印象是手上拿着烟斗，不知道香港公共场所到处禁烟之后，他的习惯有没有改变。后来到香港，我常常找他聊天，或者请他介绍采访对象，他总是那么热情。有一次，专门请他和林夕对谈，一席话便成长文。
　　
　　名声大振之后，梁文道不断地访问人，也不断被访问。太忙的岁月里，我只在一次午餐后约他在沙田一聚。
　　
　　梁文道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习惯从中学就养成了。“我念中学、大学的时候，每天可能读十个小时以上的书，没空睡觉，现在是一大堆活动挤掉了读书的时间。”现在，他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香港，在华人地区到处跑。
　　
　　梁文道要到凤凰卫视上班，做《锵锵三人行》和《开卷八分钟》。“如果专栏写作也算职业的话，那我的职业还挺多的。”他屈指一算，在华文世界的专栏加起来约有十个。
　　
　　短短时间内，梁文道在大陆出版了《常识》、《我执》、《噪音太多》、《读者》四本书。“我一向写得多，那些都是累积了很久的东西，一下子就这么出来。其实还有更多，但是这么出书，已经太多了。我写的东西一般题材都不同，有些题材都还没出版成书，比如，一些专门写艺术、饮食的文章和长篇书评。”他说，“我十七八岁开始写东西，二十一二年里，我能够想到、做到的各种事情都做过了。在香港的文化界，我已经尽了该尽的责任。”
　　
　　梁文道对香港的现状感到乐观：“很多人觉得今天的香港经济停滞不前，政治很不明朗，社会怨气很重。但是，我说香港好，是因为出现一种集体的自我反省，主要出现了一批敢于挑战主流的年轻人。香港传统的思想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社会流动很容易。但都是在同一种框架下流动，希望通过力争上游达到个人的成功。成功的标准是有钱有地位，而经济就在这种集体性自私的驱动下，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变得繁荣。可是，今天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开始想：这是我要的生活吗？我们为什么要重复老一辈人的这套逻辑？大家开始批判过去的传统，同时想象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和可能性。任何一个社会，出现这种集体的自我反省都是一件好事，都是一种希望，才会有动力去改变。”
　　
　　因为常常旅行，梁文道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各地颇多观感，谈到新兴文化气象尤其兴奋：“1949年之前，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电影、音乐、出版、媒体的重心都在上海。我期待上海的复兴，并不是说上海要赢过北京，而是说中国版图比美国还大，美国能够有好几个文化中心，纽约之外，有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中国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希望中国能多出现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一市独大。”
　　
　　梁文道也常到南洋。“最值得留意的是‘马华帮’，就是马来西亚华人。马来西亚很多优秀的华人学者被迫到新加坡去教书，虽然他们就住在新加坡，但可能还是研究马来西亚和整个南洋。”他说，“南洋这个地方是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的，尤其马来西亚、新加坡太重要了，能够对中国人有很多教育。”
　　
　　李怀宇：读者会觉得奇怪，你从《常识》开始，在一年之内出那么多书，而且本本都反响不错？
　　
　　梁文道：其实我也不知道反响好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拿《常识》来讲，出版的时候，万圣书园的刘苏里说：“这本书恐怕也就那么回事吧，不会卖太多，时事评论没什么人关注的。”但是第一版出来之后很快就卖完了，我们估计是我做电视的原因。但后来又发现很多读者实际上都没有看过我的节目。另外，这两年主持人出书的潮流好像又退了，别的主持人出书也不一定能够有票房保证。所以，我们至今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怀宇：《常识》的畅销也许跟中国媒体的环境有关。近几年，几乎每家报纸都有时事评论栏目，好像变成一种风潮了。
　　
　　梁文道：19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写杂文比较多。我常常强调一点，其实现在很多写时事评论的人，像连岳、鄢烈山，或者1990年代的王小波，一开始写的都是杂文。“时事评论”正式以这个名义出现是这五六年的事，但它早就用杂文的形式埋伏着。而今，“时事评论”就名正言顺地出来了。我看过很多评论和意见，觉得很多中国人还没能够完全适应。比如说有些人会把时事评论看成一种潮流，认为是由于1980年代严肃思想性的东西消失了，现在流行轻薄短小，所以时事评论得以兴起。这样一说等于是把时事评论跟学术写作看成是同一系谱下面的东西，只是一种写作形式的演变。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文学欠缺力量，已经不受欢迎了，所以才转向时事评论和杂文，这种看法实际上就是把时事评论定位为文学书写的一种变形。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时事评论从来就不该和学术写作等量齐观，也跟文学写作有区别，而我们今天之所以不能做准确的判断，是因为中国失去时事评论写作的传统已经几十年了。要知道现代报纸兴起——也即18世纪英国报纸流行的时候，报纸之所以能够赢得大众喜爱，除了新闻，另外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评论。我们再回想报纸进入中国的时候——王韬办的《循环日报》，我们今天对当年报纸的印象，可能记住的都是评论，那时候大家买报可能为了看梁启超的评论多于看新闻，也就是说时事评论从来就是报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评论并不是做一个学术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人文学企图心的表达，而是一种公共介入，是为了跟老百姓分享对于时局的某些看法、分析和判断。它的功能从来都是这一点。但是这一点到后来就断了，评论被社论取代了。评论是由下往上，是一些个人观点的表达，五花八门，众声喧哗。但是社论是齐一的。到了1990年代，我们用杂文的方法包裹着时事评论重新出现。这几年时事评论才回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终于好不容易回到一个正常的媒体状况。媒体，特别是文字媒体，本来就应该要有这些评论，它本来就跟学术不一样，本来就跟文学不一样。在台湾，从来就没有人要求南方朔或杨照写的东西要跟劳思光、王汎森去比较，也不会要求他们要跟张大春、朱天文比较，因为他们不同。今天的中国出现这些声音，恰恰表明我们不懂什么是时事评论，以为这个东西刚出来。所以我不把这视为风潮，而是正常的回归，而且以后，每份报纸都要有，这绝对是最正常的现象。
　　
　　李怀宇：与《常识》相比，《我执》是更多地阐释个人的内心？
　　
　　梁文道：我把它定义为文学创作。从作品的完整程度来讲，《我执》比较像是一本完整的书。虽然是一个专栏的结集，但是那个专栏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就决定写成一个系统的东西，一条主线很清晰，所以它比较完整。再者，撰写《我执》，完全是出于文学爱好的表达。所以，我不倾向于说《常识》体现我的公共面，而《我执》是私人面，我认为那是文学创作。
　　
　　李怀宇：《读者》、《噪音太多》则是原来书评与音乐电影评论的结集？
　　
　　梁文道：《读者》就是我在香港那本《读者》的大陆版，以前的，包括最近的一些书话，比较长篇的书评、书序就没有放进去。《噪音太多》是关于电影、音乐、娱乐的专栏，当时结集出版，我觉得不够完整，我还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心得。
　　
　　李怀宇：你写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读书生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写高锟的那篇文章。
　　
　　梁文道：我只是在学校的时候戏弄过高锟。很奇怪，毕业之后我们反而有接触。前几年他还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座谈会上碰过面，我想他也许不认得我，就上前去跟他打招呼：“高校长，我是您学生，那时候您在当我们校长。”但我对他是真有感情，不仅仅是对他的感情，更是对他任内我大学时代的怀念。我上大学的时候真不是个好学生，逃课逃得好厉害，有一个学期我只上过一堂课，成绩很糟。杨宪益先生说他在英国读书获三级荣誉，我也是“三级荣誉”，是很糟的成绩。但哪怕我没上课，却觉得中文大学给了我好多，让我觉得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能发生，什么样的人都能存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被允许。我的学习主要是自己泡图书馆读书，因为我不上课，所以在课堂上跟老师、同学、学长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但是，我们很认真地搞很多读书会，整个大学的学术气氛非常好。至今我都很怀念那段日子。要知道，并不是任何一个大学，哪怕是中文大学都能够长期如此，学校氛围的营造跟它的管制是密不可分的。那是因为有高锟这样的人在当校长，学校才能够是那个样子。
　　
　　李怀宇：现在回忆起来是美好的，不过，高锟当校长也很辛苦，随时要面对来自学生方面的压力？
　　
　　梁文道：压力太大了。他那个时候老是被人骂，被骂的感觉一定不好受，若换作一般的领导，他们很容易受当下的一些东西影响，受一时情绪左右，一定会出台应急措施，或是去对付学生，或是去满足学生。但高校长就不同了，在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领导者的远见，他想到的不是当下，而是未来。比如说今天被骂，他想的不是明天被称赞，而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他不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伤害学生。后来看到香港电台对高太太的访问，我真的很感动。高太太回忆起学生用避孕套包着一个玩具送给他的那件事，说那天晚上他回到家被问起怎么容许学生这样闹，他的回答竟然是：“这才是大学生啊！大学生不这么搞，那还叫大学生吗？”高校长真是个好校长，真了不起！
　　
　　李怀宇：你在中文大学哲学系读书，有什么老师？
　　
　　梁文道：我那时候有很多有名气的老师，当时明星级的老师李天命，简直红遍半边天。我反而是上大学前跟他比较熟，进了中大之后，因为性格的问题，渐渐跟他疏远了。我走得比较近的是两位老师：一位是石元康先生，搞分析哲学、政治哲学，是很严谨的学者；另外一位是关子尹先生，曾留学德国，做康德和海德格尔的研究。当时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尤其是石元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