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苍是颜色的标示，也是一种借代。我说历史是青色的，而土地是苍黄的。

　　颜色本来是自然界的一种物理现象，《说文解字》里说：“颜，眉之间也；色，颜之气也。”段玉裁的注解是：“凡羞愧喜忧谓之颜色”，因为“心达于气，气达于眉间”。最初“颜色”指的是面色，到了唐朝，“颜色”才有了指自然界色彩的含义。比如唐朝诗人杜甫在诗作《花底》中写道：“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

　　后来颜色被别人附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红。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一种正面的修辞和建构乌托邦的核心用料，其实人们最初对红的识辨主要来自自然之火与人畜之血。无论是火还是血，那对初民都是灾难而非福祉。在人们尚未学会取火用火的年代，森林和草原的燃烧会夺走人的性命，流血则意味着死亡的降临，所以红从伊始就是人类素不喜的颜色。至今，西方一些国家还是对红色充满恐惧，视红为不祥，比如霍桑《红字》里的红，那是一种耻辱。火红的赤练蛇定是有毒的，火红的蘑菇亦然。人类不喜红色，动物牛见到红也一样会发怒。古人知道动物惧怕红的习性，就把石器蘸上动物的血来对付动物，增加魔力和恐吓。俄国十月革命用红色来威慑俄国的对手和反对派，从此，红色在俄国、中国大行其道而有了特殊的意蕴，成为一种图腾。帕慕克有一本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那里红是世俗幸福的颜色，红是生命和欲望的颜色，红也与调皮的情欲相伴随，同时红色还象征了生命的终结。

　　在我们的叙事系统，红的颜色成了一种温暖和爱，它也成了抵抗黑暗和苍白的象征，黑与白属于地狱、魔鬼，和病态。红与太阳结盟，它变成了照耀我们眼珠和灵魂的东西，我们随口就能哼唱民歌：东方红，太阳升！

　　在中国，传统的五色体系把黑、赤、青、白、黄视为正色，红在古代的历史叙事中是缺失的，“天地玄黄”，古人感觉到的是黑色与黄色，

　　老子守护的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一种阴性的守望，其实汗青也是一种偏于阴性的颜色，后人把汗青当做一种历史的崇拜和文字的崇拜，最后变成了一种殉道的追求。在古代，黄是中心色，象征大地的颜色。有“黄生阴阳”的说法，把黄色供为彩色之主，居于诸色之上。太极图就是以黑白表示阴阳合一。

　　我知道，在现代，尘土是世间最卑微的东西，但无数尘土的集合成了最本真的基础和基数，汗青的崇高只有建立在苍黄的尘土上，才是价值的所在。

　　黄是大地、皮肤共秋天的收获一色。黄壤，每次写乡土的文字，总是这两个字萦回心底。我常想，我们历史的源头曾有这么一幕，一个老农坐在农耕社会的起点，用黄色的土块敲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与我哉。”有人说击壤是一种游戏，壤是用木头做的，前面宽后面尖，阔约三寸，形状就像一只鞋子一样。玩的时候，先把一只壤插在地上，人走到三四十步开外，用手中的壤向地上的壤击去，投中的就算赢。但我还是把击壤想象为投掷土块，这样更自然些、简洁些，而这种慢生活，是现代人无法消受的。其实在古代，遇到连年饥馑灾荒，加之战乱，上有官府欺压，下有盗贼四起，百姓不辗转沟壑，就已是上苍垂幸，如有击壤而歌的生活也就凸显得更加难能。

　　自走向文坛，我笔下的文字向来是写史和乡土两线并行，从黄壤平原深处走出，走向历史的邃深处，从颜色的苍黄走向的是汗青竹简的郁郁。

　　有人曾问过我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还记得两年前的回答：认识自己是难的，一句话，还在行走的路上，在青和黄上劳作。所谓的青和黄，是指历史的写作和乡土的写作。由于自己爱好历史的阅读思考，对一些历史的定见常有怀疑，于是将自己的思索写下，是内心的实录，是被遮蔽的历史的还原。由于自己从乡村走出，父母的骨殖还在黄壤深处，就常常回望乡土。对乡土的丰厚和卑微，对乡土的封闭与保守，在歌赞里，有泪水有鞭痕。

　　对历史散文的写作要敢担当。到山川巨澜，品味历史的沧桑;到市井街巷观察历史的因子，把“对得起时间的淘洗”作为写作的镜鉴，读《史记》获得启示;回到乡土接通地气，使乡土散文有生机，好像拔节的麦子，有黄土的颜色。

　　还是回到青苍的话题。纸张发明之前，那时古人记事用上好的竹子记写、镌刻。竹简的制作先是选上等的青竹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了水珠，像出汗一样。汗是青的，多有诗意。

　　而苍天之下、黄土之上，我们的父老脊梁的黑红，也如历史的碑板，镌刻的是歌哭与血泪。记得小时，看到雨后的虹霓，看那七彩，想象是神仙的居所，我们那里把虹读作“jing”，还记得那句谚语：天上出jing，下雨一丈！

　　我从黄壤深处的曹濮平原走出，时常想到平原深处的父老。我记得父母在世时候的一个细节。那是暮年的父母，已经垂垂老矣。黄昏了，从地里回来的父亲脸上有一块泥巴，母亲想用手抠下，接着就想卷起衣襟擦，父亲招呼了一下说不用了。是见我在旁边守着，父亲羞涩了，有点不好意思。但我想，母亲的亲昵，那是对劳作的一种敬重。泥土在脸上怎么了，有时米粒和碎馍掉到地上，虽满是泥，但父亲吹一下，或者母亲用衣襟擦一下，就填到嘴里呢。土地在父亲的脸上，就是土地的徽章，是对一辈子与泥土厮守的老邻居的褒奖。是否在父亲的脸上撒一把草籽，用洗脸水一浇就能发芽？诗人雅姆说：如果脸上有泥的人从对面走来/要脱帽致敬先让他们过去。

　　是啊，我们什么时候，对有泥的人有过足够的尊重呢？我们向喂养炊烟喂养历史的黄壤敬个礼吧。

　　曹濮平原南接沛公刘邦的老家沛县，民间多有其传说，比如斩蛇起义。在我小时种下了白蛇灵异的印象，至今见到蛇还有一种敬畏。

　　《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白蛇与赤帝，一白一红，这是为地痞出身的刘邦找登基的合法性，也是其师出有名的广告。在我的童年的夜里，父亲在乡间也曾给我讲过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一个有浓厚佛家色彩的因果报应的故事，这故事与《史记》有着明显的分野和区别，是乡间朴素的天道好还的模式：

　　任沛县泗水亭长的好赊酒不还酒钱的刘邦，奉上级的命令押送劳役去骊山为秦始皇修陵，半道上很多的劳役跑掉。按这样的跑法，即使到了骊山，劳役也都逃光了，刘邦也得杀头。当走到芒砀山泽晚上休息吃饭时，刘邦放掉所有的劳役说：“你们各自逃生去吧！我从此也逃亡去了。”

　　那是夜里，刘邦喝了不少酒，乘着酒劲走夜路。月色苍茫，路径蜿蜒。在四散逃往芒砀山的山道上，走在前面的人大叫起来，急忙转身向刘邦汇报：“前面有一条大长虫挡道，请绕着走吧！”刘邦醉意阑珊，纵声大笑道：“大丈夫豪气在世，岂惧区区一长虫挡吾道路？”说话间，拨开众人，仗剑前行，果见一丈余的长虫横卧路中。刘邦正欲用剑砍去，只听那白色的长虫道：“你斩吧，你斩我头，我断你头，你斩我尾，我断你尾。”刘邦酒壮英雄胆，说：“我不斩你头，也不断你尾，让你从中间一刀两断。”说罢一剑下去把这长虫斩为两段，白蛇化作一股青气飘荡于空中，喊道：“刘邦还吾命来，刘邦还吾命来！”刘邦道：“此处深山野林怎还你命，待到平地准还你命来。”

　　后来王莽篡权杀了汉平帝，把四百年的汉室分成两半。父亲说王莽就是白蛇托生转世。我们那里把蛇叫长虫。从此，在童年割草的时候，见了蛇就躲得远远的。有时在房梁上看到盘旋的蛇，母亲说那是好征兆。

　　正如刘邦斩蛇，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着眼方式，历史的叙述也总是充满歧路，由于写史者的癖好决定着笔墨，历史的叙述的链条常发生断裂或隐匿，语焉不详，故意曲笔，甚至谎言充斥，后来人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被无情地阉割剥夺。

　　正如久焉不察，有时在有毒的话语汁液里泡长，在谎言里成长，那对真实的历史反会产生拒斥，对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会满怀狐疑，历史的真被抽空，正义之笔就被践踏，这是十分可怖的。

　　也许，过去的写史者多是跪着的，一篇读罢头飞雪。可能是一篇写罢头飞雪，内心的荒凉结霜，然后这种白就爬上了鬓边，走上了额顶发际。白是一种冬的冷凛的标志。

　　岂容青史尽成灰！我想一个写史者，须有着良好的专业的训练，这是一个准入证；再就是独立不迁的坚定性，不与世俯仰，不依附于任何一个阶层的一种存在；再就是批判的锋芒，中国古代有不少很有骨气的模范，比如司马迁，但也多是曲笔，在历史的缝隙间找存活的空间，所谓的春秋笔法里一字有褒贬，那是无奈后的隐忍。

　　一个写史者内心要有一个尺度，虽然正义和真相在眼前坍塌，但心中的正义却不能被交出。人可以被羞辱，但内心的尺度不能被扭曲。

　　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只虫子，一个写史者，不应该是一只被专制者用脚践踏的虫子，他的内心是有着热血和道德的城堡的，这城堡的砖石瓦砾上，刻下的是历史的烽烟和记忆，提醒着所有到这里来溜达的人，历史的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