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交给编辑一串，遂编成了这部稿子，名之曰《我们向历史要什么》，觉得颇合我心。书的标题涉及到“历史”，于是我这开场白中就要说几句“历史”。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影响力持续衰退，而历史热度则越烧越高，许多评论家都说这是少见的“历史热”。

　　“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大约就是“以史为鉴”。这是个大题目，早在西周刚刚获得政权的统治者总结殷商亡国的原因就说：纣王本来有夏桀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镜子，无奈他不接受，犯了与夏桀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导致国破身亡，为后世所讥笑。《大雅?荡》中诗人还把这个道理凝结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中。这个观点也为儒家和大多数知识人认同，因此就产生“殷鉴”这个词。后来唐太宗总结其统治经验时也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代的儒者司马光就本着这种精神把他的编年通史，名之为：《资治通鉴》。这些都是叫人们总结和接受历史的教训的。

　　可是在我们漫长文明史中究竟吸取了多少历史的经验教训？细细寻检，真是乏善可陈。在“前车之覆”的地方，照样是翻车事故最多的地方。人们不断地重复着先人的错误，还认为自己在走新路。因此我更赞同黑格尔一句名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为什么竟是这样？从宏观角度看，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是各种力量博弈所产生合力，“借鉴”是很难取得共识的。

　　在我看来，历史教训至明至简，例如，解决社会矛盾是学大禹父亲鲧所用的“堙”（堵），还是用大禹的疏导？谁不懂得疏导的好处？握有大权者大多不是愚不可及，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往往还是用“堙”，因为疏导得慢慢来，日久方见功效，而“堙”则是立竿见影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因此，明清两个朝代最后的结局都失策在“堙”上。

　　另外，还有人性的问题。当年周厉王弭谤之时，辅佐大臣召公就告诫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周厉王不听，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喜欢被人肯定，厌恶被人否定。《孟子》中说的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他们听到批评自己过错就高兴，受到他人指责还要拜谢，这样的好态度、好脾气是后天修养的结果，并非是人的本性。唐太宗，那么重视历史教训，愿意接受臣工、特别是言官的批评，然而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哪怕他内心完全明了这种奉迎的虚伪。有一次，太宗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并赞美此树之美，宇文士及马上也随之反复称颂。此时太宗脸色一变，严肃地斥责宇文士及：“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马上叩头谢罪：“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宇文士及说到了点子上：你贵为皇帝，在朝堂上处理政事，听到的多是群臣的批评责难，整天处在紧张之中。要不是我在您周围，经常顺着您的意思说话，让您放松放松，否则您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唐太宗此时马上解除了对“佞人”警惕与斥拒，阿谀的话听来真是如汤沃雪，一浇即化。元代儒者许衡感慨“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他不懂得人潜意识中都需要有“佞人”在自己身边，常常听些顺耳顺心的话，哪怕这些都是假的。

　　说到这里，有点扫兴，难道我们从历史中一无所获吗？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祖先那么重视历史，用各种方法让人们记住历史，为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所谓“记言”“记事”就是后世“起居注”“实录”的滥觞。不仅《春秋》《尚书》，而且“六经皆史”，其它典籍记录也多是历史。历史是祖先生活的轨迹，记住历史也就是记住了祖先。

　　我们的国家是由氏族公社发展来的，而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氏族中的人们是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的，因而敬宗法祖、祖先崇拜是维系氏族生存与团结的保障。古代国家——政权机器与祖宗牌位并立，连君王居住的宫廷也是左太庙、右社稷。“太庙”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它与“社稷”同等重要。可见历史似乎是我们宗教，在我们这个缺少宗教感的民族，历史起了某种意义的替代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也以历史为题材，最早的诗总集——《诗经》，经学中的古文学派甚至认为它就是史书，最早的戏曲——《张协状元》、以及“荆、刘、拜、杀”，哪出戏不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最早的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本身就是“三假七真”的通俗历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历史从理念到情感上给我们支撑，帮我们度过危难。抗日战争期间，最好的、最感人的作品大多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此时也兴起了研究历史的高潮，许多历史学家都兼任着思想家的责任。谁能说历史没用呢！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历史的人，每个人从思维、情感到行为方式无不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从历史中不仅可以看到整个民族发展过程，也考察我们心灵深处的历史痕迹。我喜欢读史，而且在读史之时保持着钱穆先生所倡导的“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自退休以后，便很少读文学作品了，多读史书、特别喜欢读与文化史、思想史有关的书籍，偶有心得，便以随笔的形式，著为文字，与同好分享。读史既感受到许多无奈，令人愤懑；也偶尔触动天机，使我豁然开朗。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向历史索要的吧。

　　是为序。

　　王学泰20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