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的新作《1942》终于要在月底公映了，17年的等待酝酿、2.1亿的投资，辗转8个地方取景、历时5个月艰难拍摄，冯小刚说有圆梦了的感觉。过去拍了很多电影，但冯导告诉我说这一部才是在他心里真正站得住脚的。影片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讲述的是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次大饥荒，这样沉重的历史题材使得影片的审查过程不像以往作品那样轻松，终于得以通过的消息传来，冯导在微博上说那一夜他喝醉了，他动情地感谢了投拍此片的王中军、王中磊，感谢他们为了圆他这个梦所承受的压力。交谈中能体会到这样一部作品最终得以呈现在观众面前颇为不易，冯导也略显疲态，他告诉我说闲下来时他开始重拾老本行，一个人作画，那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终于做完功课，可以有理由痛快地去玩了，他喜欢画画带给他的那种自由、没有约束、随性而为的享受。
　　
　　这不仅是天灾也是人祸
　　
　　许戈辉：我听说你是在1994年第一次看到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的，在刘震云的这个小说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个事，对于这段历史你之前了解吗？
　　
　　冯小刚：不光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而和这个大饥荒同一时期，希特勒的纳粹军队在欧洲屠杀了100多万犹太人，全世界都知道并且为之震惊，而且每年都有纪念活动，始终在进行深刻的反思，发生这样事情的原因，如何避免再次发生。中国河南饿死三百万人，别说外国人不知道，全世界不知道，咱们自己如果我没看刘震云这小说也不知道，甚至当刘震云采访当事人的时候，得到的大部分信息是记不清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天灾，也是人祸，应该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当时就有点忽略这件事，一开始他想把灾民当成一个包袱甩给日本人，把军队撤出来，留下上千万人嗷嗷待哺，饿殍遍野。日本人发现了蒋介石的这个政治企图之后，他就只轰炸不进攻，结果河南陷入了一个无政府状态。蒋介石认为在1942年摆在他面前的有很多更重要的大事，怎么与英美协作和日军作战，怎么和苏联协调让它出兵东北，还有怎么处理和各路军阀的关系等等。他觉得这些都比河南这事儿重要，他没想到他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人民，然后这些人在1949年就抛弃了他，结束了他在大陆的统治，所以这些东西要总结。
　　
　　许戈辉：你想要通过这部影片实现的似乎不仅仅是尽可能地接近、还原一段历史，还有更多的思考，那么你希望这个电影给观众带来怎样的反思和冲击呢？
　　
　　冯小刚：希望观众能对历史有新的认识，然后对我们的民族性也有新的不同以往的认识。过去我们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很多像勤劳、勇敢、善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等等这些优点，对于自身的那些弱点其实认识比较少，这个电影这两方面都有。民族性里黑暗的一方面也会慢慢发生一些变化，那可能是很漫长的过程。
　　
　　另外我觉得民族性也和人的那种生存条件有关系，张国立演完这个灾民的角色以后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说人的尊严是从肚皮开始的。咱们这个民族最起码近几百年来长期处在一个物资匮乏的状态，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让人变得特别有尊严是挺困难的。西方人为什么有一种优越感，因为他生存条件好得多，所以他就会对生命有更多尊重。原来我们这电影里有一个教堂舍粥的情节，传教士说你们大家把路边上死人都给埋了，然后到这儿领一碗粥，灾民说埋不过来，而且他不仅说埋不过来，他还说我这都饿得没劲儿了，埋死人干什么呀。传教士觉得说这些人饿死了咱们管不了，但起码他们死了以后要有一些尊严吧，这是西方人精神层面对生命的尊重，但咱中国人的想法是先顾活的吧，这是和穷有关系的。
　　
　　人性最黑暗的剧本也是人性最光明的剧本
　　
　　许戈辉：我记得那时看您的《唐山大地震》，眼泪哗哗地流，觉得是有一个出口可以让我的情绪和电影一起共振宣泄，但这次看《1942》会觉得看完之后心里特别堵，但眼泪就流不出来，这样的情绪上的收敛、控制是您的有意为之吗?
　　
　　冯小刚：拍这样一部电影首先就是怎么能够靠近那个真相，1942年的这些河南灾民他们刚踏上逃荒路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个希望的，家里头祖祖辈辈都往陕西逃荒，村里有亲戚，到了那里落脚，就有吃的了，所以刚上路的时候，谁家要是有个人饿死了，大家是很难过的。但是越往后走，就没有希望了，以为政府会伸出手来，没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国民党的溃兵还经常洗劫这些已经惨成这样的灾民，再往后走等在前边的就是死路一条，这时候就会有一种早死早托生的想法出来，这一辈子不行，咱们早点托生到下一世去，但是下一世有吗？没有，所以灾民的感情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就会变得麻木了。徐帆演的花枝她把自己卖了，为了能养活俩孩子，母子分手的时候，如果是在正常的年代里，骨肉分离肯定是撕心裂肺的难受，但在那个时候，目睹了那么多死亡，活下去是最重要的，能把自己卖了，换来小米，自己和孩子都能活，就没有那么悲伤。我并不觉得煽情有什么不对，该煽情就得煽情，不需要煽情的时候你就不要煽情，这样的一部电影，我们尽可能地冷静客观地表现是最有劲的。
　　
　　许戈辉：我听刘震云说过当时会有这样的事儿，比如说灾民倒在路边饿死了，旁边人就从他身上割肉，这一割给割醒了，扭头说我还行呢，割他肉的人说你不行了，还是救救我吧。电影也正是客观冷静地呈现了这种在极端困难、饥饿的情况下人性层面的拷问才会让人看着觉得心里很堵。但影片最后老东家牵着小女孩儿的手走了，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延续，有一种和解的力量。
　　
　　冯小刚：我们片中有一个演员，好莱坞的明星蒂姆·罗宾斯，很少的片酬，很小的角色。他来中国拍戏直接从首都机场转机到山西，到了山西直接拉到村里拍戏，太原什么样不知道，北京什么样不知道。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吃这个苦接下这个戏，他说这个是我看到的人性最黑暗的剧本，也是人性最光明的剧本。描述人性黑暗的剧本有很多，他说他经常接到这样的剧本，但是这个电影在结尾的时候，老东家拉起那个小女孩说叫我声爷咱俩就算认识了，一下让他觉得看到了那种人性最温暖的，最有希望的东西，这个电影就是这样。
　　
　　到了可以拍成《1942》的时候了
　　
　　许戈辉：回顾你拍片的轨迹，和其他几位大导演比如张艺谋不太一样，他们早年先是拍了很多反映中华民族苦难的那种比较沉重的题材，后来开始拍比较迎合市场的古装大片、爱情片、有实验色彩喜剧等等相对轻松的题材，而你恰恰相反是从贺岁片这种轻松的拍起，后来拍《集结号》、《唐山大地震》、《1942》这样的沉重的历史题材，为什么会这样拍呢？
　　
　　冯小刚：在拍贺岁片之前其实我也拍了一些作品，比如说跟王朔合作的《我是你爸爸》，比如说《月亮背面》，比如说《一地鸡毛》这些片子，因为通通被枪毙了，所以我才开始走你说的这条路，因为我得生存，然后当我和观众形成了一个默契，就是观众对我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形成了这样一种所谓的品牌，然后电影市场也进入了一个比较红火的阶段，制片公司上市了，资金也比较充裕，翻过头来还是回到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创作道路上。其实过去拍那么多片子，每一次拍的时候也都在想《1942》，这十几年下来，拍了这么多电影，形成了影响，最终也是为这部电影来服务的。
　　
　　许戈辉：你拍片的这个轨迹是不是也是中国近十年、二十年电影市场的一种发展轨迹，有这样一种折射？
　　
　　冯小刚：我觉得拍《1942》这类电影，如果不是赶上现在整体相对过去还是要宽松一些，也不可能拍成。因为审查任何一部电影它都可以有两种说法，从正面你可以说它忆苦思甜、温故知新，电影需要一些这种题材，能够让观众看了这个电影之后认识到了新的价值。但也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番话否掉这部电影，比如说它看上去有点灰，整体有点消极，这两句话就可以否了这个电影。刚才这两种说法就看你用哪一种来对待这个电影了。
　　
　　许戈辉：这部电影审查通过以后我看你在微博上很动情地感谢了王中军、王中磊，感谢他们为了圆你这个梦所承受的压力等等，作为一个民营电影公司投拍这样一部电影要冒的很大的风险是不是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审查的风险？
　　
　　冯小刚：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制片公司，能够下决心投入这么多钱冒这么大风险，拍一部文艺片是非常值得尊重的，拍《1942》确实是我很多年来一个梦，这个梦需要很多的真金白银来圆。除了审查的风险，当然也有市场的风险，比如说观众就是有没有欲望看这个内容，它没有什么娱乐性。为什么那么多公司都在拍古装片，你看电影里头多少部古装片，我看造型都差不多，特别雷同，为什么这样，因为它安全，而且古装片的审查肯定也不会有什么特别费劲的事。所以我觉得中军、中磊甘愿承担这些风险，是有眼光、有魄力的。
　　
　　凤凰卫视中文台《名人面对面》：
　　
　　冯小刚专访：11月25日（周日）20:30首播11月26日（周一）13:25重播
　　
　　（本文来源于作者的个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