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老胡同，乡下的古村落，作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遗忘的角落，它们保存了中华文明最悠久、也最鲜活的记忆，它们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文化的魂。但这些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隆隆的推土机的轰鸣下，这些古老的遗存却遭受被损毁拆除的命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之遭到毁灭的是附着其上、蕴含其中的灿烂文化。曾经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老胡同早已残败不堪，而多少五里十里各不同的古村落也已消亡殆尽，这是一片正在失落的精神家园……}
　　　　
　　绝大多数民间文化遗产散落在遍布中华大地的270多万个村落里。多年来致力于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在2012年迎来自己70岁寿诞的同时选择了再次出发，踏上了古村落保护的新征程。近日，本报记者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针对古村落保护问题独家专访了冯骥才老先生。
　　
　　一天消失的村落有80个到100个
　　
　　羊城晚报：您说过“古村落的价值不比万里长城低”，古村落为什么这么重要？
　　
　　冯骥才：第一，我们是从农耕文明来的，中华民族最深的根实际上是在村落里，而不是在城市中；第二，我们的村落不只是数量多，还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板块，每个村落都有它独特的风土民情，有一种说法，叫做“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村落里面；第三，村落里面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学、手艺，等等。就拿民间文学来说，我们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最近十年整理的民间文学，光整理好的就有九万字。我觉得我们村落的文化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深不见底，浩无际涯。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是长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就是村落。
　　
　　羊城晚报：古村落的生存现状如何？
　　
　　冯骥才：现在古村落的现状简单概括就是正在迅速地消失，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有一个调查，十年前我们的村落有360万个，现在则是270万个，也就是十年里我们损失了90万个，保守一点地说，我们一天消失的村落有80个到100个，这不可想象。
　　
　　羊城晚报：古村落消失的原因何在？
　　
　　冯骥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规模的、快速的城镇化，农村的宅基地被开发，很多古村落在这一过程中直接遭到损毁。古村落保护要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不能成为城镇化的对立面，把古村落保护看成是城镇化对立面是一种没有文化的表现。古村落的保护与城镇化应该成为一体，这才是一个文化大国的科学发展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处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很多的农村生活解体了，大量农村人到城里务工，形成“空巢”现象，很多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垮塌了，而很多在城市长久生活的人们已经不愿意回到农村了，故土的概念已经淡薄得多了。
　　
　　羊城晚报：古村落保护存在哪些问题？
　　
　　冯骥才：一方面是很多古村落来不及保护，正在大量地、迅速地消失；另一方面，我们缺少对古村落的系统的、详尽的调查，我们需要在对古村落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类，重要的、经典的、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古村落应该有序地保存下来，让它在未来发挥它的作用，但现在我们还缺少这方面的系统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羊城晚报：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古村落保护有哪些工作需要做？
　　
　　冯骥才：前几天国家建设部来我这里开会，我当时提出一个想法，要先做一个科学普查，确定下来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确认它有哪些价值，然后由专家鉴定，鉴定完之后分类，最后由国家制定古村落名录。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现在已经确立了由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订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实际在4月份就开始工作了，只是没有对社会公布，当时就开始调查的时候，就严格按照专家制定的标准去进行调查，调查完后，我们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是将近12000个，确定完后前天在北京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里面包括建筑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艺术学的、规划学的等各个方面的专家，由我担任主任。
　　
　　这个会议还有几个重要的点：一是确认了几个重要的名词，今后我们不叫“古村落”，而叫“传统村落”，以便更好地明确这一概念，突出它的文化内涵，体现它的传承性；二是确定由四部局联合进行操作这样一个国家级的保护和发展工程；三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国家要对农耕文明的巨大的遗产进行一个全面的盘点，这也是国家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这几年来知识界和群众文化自觉的体现。对我来讲，我觉得自己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期，如何使我们的文化传承不中断，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
　　
　　古村落开发不能一切都围着钱转
　　
　　羊城晚报：在保护古村落的实践中，您觉得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推广？
　　
　　冯骥才：全国值得推广的经验太多了，比如有些地方，像广西的天琴、山西晋南绛州，它们都把非遗纳入到学校课程中，从小培养他们的兴趣。再比如江西婺源的古村落，它请建筑师设计徽派的建筑，虽然是现代设计师设计的，但风格跟传统的风格是一样的，而里面的厨房、卫生间都放大了，但外面的样式还是一样的，特别是很多老房子重修的时候可以采取建筑师的意见，我们也想推广这些经验。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建筑师、知识分子要主动帮助地方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推动它走向良性发展，知识界要有担当精神。
　　
　　羊城晚报：在现实中，很多古村落多以旅游景点的面貌出现，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是最具价值的保护路径之一。但是，很多古村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让人们感觉“变了味”，古韵不存，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冯骥才：历史遗产往往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有历史见证价值，也有研究价值，还有观赏审美价值，当然也有观光旅游的价值，但不能牺牲所有的价值都为了旅游这一个目的，旅游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价值。比如法国卢浮宫，它也有旅游的价值，但它向公众开放并不是单单为了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让人们欣赏其中的艺术，这个目的是第一位的。同样，我们的古村落在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后，一方面确实能为地方带来经济收益，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能更好地传承文明，同时提高当地人们的文化自豪感和自尊感，提高地方的凝聚力，所以说它是多方面的，不能一切都围着钱转。
　　
　　羊城晚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既要保护古村落，又要提高村民居住和生活质量，但有时候这两个目标是很矛盾的甚至是需要作出取舍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骥才：我觉得是这样，首先来讲，我们要保护好传统的村落，同时重视村落里面老百姓的生活，他们也有享受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的便利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把村落的历史按照一个科学的要求保护好，另一方面要改造村落里面的硬件设施，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比如意大利的经验就是，外墙不动，但里面的卫生间、厨房都进行了改造，一点一点地改善。我们所说的保护不是要它原封不动，村落归根结底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不能让人们的生活也一成不变，而只能让那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变，但生活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改善，这恐怕是我们未来保护传统村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提出“保护与发展”这一理念，保护和发展不是矛盾的，而是一块进行的。
　　
　　我欠广东一个“文化债”
　　
　　羊城晚报：9月18日，“四驾马车”展览刚刚在北京落幕，在您身兼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这四种角色中，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角色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冯骥才：实际上，我现在四件事情都在做，每件事做起来都是全情投入。而四驾马车慢慢地都在为一驾马车做事，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说文学，虽然近两年小说我没怎么写，但我写了大量的文化批评、文化思辨的文章，还有很多文化散文，其实这些都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一致的，而绘画呢，很多画作我卖掉之后都把钱给基金会（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了，都用在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上，而教育呢，在我们学院里，非遗中心是主体，我现在做了很多国家的非遗项目，还有很多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都是非遗类的，而我们培养的人才也重点是非遗保护的年轻专家学者，所以现在四驾马车都在往一驾马车上靠。
　　
　　羊城晚报：传统知识分子给人一种抱守书斋的印象，您为什么会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选择走出书斋、走向田野呢？
　　
　　冯骥才：在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上，我听很多年轻的学者们讲民俗学，讲的很多，也很好，但我说，你们在讲民俗学，在做很多研究的时候，你们的很多研究对象在田野上都快死亡了，我说我们很多的工作不是在书斋里做，而是要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像医生一样，不要总是在书桌上研究疾病，而是要到病床前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保护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很急迫，如果只是在书斋里喊一喊人们是听不见的，我在书斋里也是坐不住的，所以我选择走出书斋，走向田野。
　　
　　羊城晚报：广东省也有很多古村落，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寻找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评选活动，您怎么看待广东的古村落保护？
　　
　　冯骥才：我觉得我欠广东一个“文化债”。广东很重视古村落的保护，我也早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地的学者和官员不止一次写信希望我去，而我们中国民协也在广东的古村落开过两次保护会，跟广东当地的政府联合，他们也带回来很多资料给我看。但我现在事情太多了，因为种种原因也没去成，但做全国古村落调查的时候，广东我是肯定要去的，我知道广东有一些古村落非常好，我会为广东的古村落保护尽我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