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我是从80年代开始关注您的作品的,记得看到《透明的红萝卜》都傻了,我记得刘再复写过一篇评论,谈到与鲁迅传统的关系,80年代文学多少受外国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但“五四”以来的传统,沈从文、张爱玲,甚至茅盾身上的传统似乎都离你要远一些,我感觉你更亲昵的是鲁迅。
莫言:心理上当然是感到鲁迅更亲近。我觉得鲁迅说出了很多我们心里有,但不知该怎么说的话。我阅读外国文学是80年代中期的事。读鲁迅的书是从童年时开始的。我读文学书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七八岁时,刚刚具备阅读能力,如果哪个老师有一本书,就会去找那个老师借。那个时代是红色经典流行的时代,我看的第一部长篇是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书在老师床头,我偷着看。那时学校条件很差,老师睡在教室里。我每天下课后,就借打扫卫生的机会,偷读这本书。后来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说这本书不适合你读,他就把他的一些认为适合我读的书借给我。 第一次读鲁迅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哥放在家里的一本鲁迅的小说集,封面上有鲁迅的侧面像,像雕塑一样的。我那时认识不了多少字,读鲁迅障碍很多。我那时读书都是出声朗读,这是我们老师教的,老师说出声朗读才是真的读书。很多不认识的字,我就以“什么”代替,我母亲在旁边听了就说:你“什么什么什么呀,别‘什么’了,给我放羊去吧!“尽管是这样读法,但《狂人日记》和《药》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往往在成年后的某个时刻会一下子跳出来,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药》里有很多隐喻,我当时有一些联想,现在来看,这些联想是正确的。我读《药》时,读到小栓的母亲从灶火里把那个用荷叶包着的馒头层层剥开时,似乎闻到了馒头奇特的香气。我当时希望小栓吃了这馒头,病被治好,但我知道小栓肯定活不了。看到小说的结尾处,两个老妇人,怔怔地看着坟上的花环,心中感到无限的怅惘。那时我自然不懂什么文学理论,但我也感觉到了,鲁迅的小说,和那些“红色经典”是完全不一样的小说。 孙郁:红色经典对我们这代人有很多影响,碰到鲁迅时,这两个传统是不一样的,在你心里更具吸引力的是哪个呢? 莫言:那时没有选择,碰巧遇到哪本就读哪本,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读“红色经典”和革命英雄主义小说,与社会和学校里的教育完全一致,而鲁迅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的,要难懂、深奥得多,他究竟说什么,探究深思,字面后面似乎还藏着许多东西,这种感觉很神秘,也很诱人。但“红色经典”浅显、简单,与少年的心理期待完全一致,能够毫无障碍地来理解。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封神演义》又是另一种东西,我少年时期阅读的作品大概可分三类,古典的小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我从我哥的教材中读到过茅盾、老舍等人的早期作品),还有就是红色经典。 莫言:只读过普希金的《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契诃夫的《万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算苏联的了。还读过安东诺夫的《信》,讲一个小孩子赶着马车去接一个到集体农庄送一封重要信件的信使。一路经历了许多艰难。那人到了农庄,拿出科学院院士李森科的信,那孩子用牙齿把信撕开,原来这信就是寄给这个热爱农业科学的孩子的。我觉得苏联的小说比我们的“红色经典“要好一些,好在真实。它们暴露了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实际上读的时候心里面是抗拒的。当看到描写革命队伍内部阴暗面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们的“红色经典”里是没有这个的。比如看到保尔的哥哥,那个用拳头教训过欺负保尔的恶棍的好汉,后来竟然跟一个带着好几个斜眼小男孩的寡妇结了婚,过着那么平庸的生活,心中很难过。
孙郁:对深层次的东西印象最深刻。 孙郁:1912年,鲁迅31岁刚来北京时,就翻译了关于美术研究的文章,他关注到印象派等前卫的东西,后来一直在关注,在创作手法上也借鉴。 孙郁:鲁迅还有一部分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比如《孤独者》、《在酒楼上》,这些你喜欢吗? 莫言:蛮喜欢的,还有《伤逝》。 莫言:那个魏连殳好像鲁迅自己的写照,特别是在精神气质上。这类小说,比他的《祝福》、《药》似乎更加深刻,用现在时髦的话语说,《药》、《祝福》这类小说是“关注底层”的,而《孤独者》、《伤逝》是关注自我的,是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有那么点拷问灵魂的意思了。这样的小说,太过沉痛,非有同样的大悲大痛,难以尽解。 莫言:鲁迅是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来写作的,当然他写作时未必会想到“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但对世界上的文学,第一,他相当关注;第二,他密切追踪,翻译,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