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梦悠然
记录:安安
讲师:王华
指导王华:各位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很荣幸能够跟大家交流。今晚我要和大伙交流的是《谈谈知人论诗》,这是我曾经写的一个小册子《诗词五论》里面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列举几首大家熟知的古诗加以简析,内容浅显易懂,还请各位多多提出宝贵意见。
实在不好意思,没有做专门准备,还请见谅。
我们先来看看孟子的一段话: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①论古之人。颂②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注:①尚:同“上”。②颂:同“诵”。)
——《孟子•万章下》
诗歌鉴赏也不能单从一首诗的内容去了解作者的意思,而往往要配合诗人之背景与写诗背景,也即知人论诗方能正确领悟诗意。
知人论诗是我曾经写的一个小册子《诗词五论》里面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列举几首大家熟知的古诗加以简析,内容浅显易懂。
且看唐代诗人王建的《新嫁娘词三首》(其三):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这首五言古诗咋眼看来是写初嫁新娘的,但了解到诗人本身的状况和写诗背景,就可知道其实此诗是描写官府小吏的状况。诗人王建本身做过陕州司马,这是个小官吏,处处仰人鼻息,情况就好比新娘侍奉家姑一样。
给大家看看王建的一些简介,大家可以先看看这首诗。
王建简介:
王建(约767-约830年),唐代诗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享年约六十七岁。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王建是大历进士。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著有《王司马集》。其诗反应田家、水夫、海人、蚕农、织妇等各方面劳动者的悲惨生活,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十五夜望月》、《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淫、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再现现实生活。王建善于通过人物自白刻画他们的心理状态,在新乐府诗中很有特色;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
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以白描见长,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资料。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指出它的内容“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诗中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因而广为传播,颇有仿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王建宫词旧跋》说,后世“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体,有一部分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也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
但这些诗往往杂有消极颓废思想,艺术上也缺乏明显特色。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多可诵之作。还写过《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唯有了解诗人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诗歌表达之意义.
又如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大家看看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意思。
唐代科举流弊:行卷与公荐。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开放的时代,在科举制度上也表现得极为典型。为了避免一试定终身的不良后果,避免因为考试环节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而遗漏贤能,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允许有超出考试之外的行卷与公荐。
行卷,通俗地讲,就是应试举子将自己创作的诗文,选出自己认为最优秀的篇章,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投呈给当时的名公世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其目的是求得人家的赏识,以便在同僚间制造声誉,或者向主考官推荐;公荐,也是唐代科举中比较盛行的做法。也就是一些名公世卿及文坛名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主考官推荐那些他们认为有很高文化水平和和社会名望的人。先生对此有过评述。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有怎样的区别》中说:“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须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作行卷。”
行卷,一开始,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是否行卷完全取决于举子自己。可是到了天宝元年(742)以后,政府明文规定,应试考生要将自己平日所作的诗文呈交主考官,以供评阅试卷时作为能否中第的依据之一。这样在客观上也就认可了这种行为。也有了考生为了使所投呈之人有较深的印象,三番五次地进行投献,这种情况称之为“温卷”。应该说,行卷是应举之人在考试前的一项极重要的活动,同样参加考试,有没有行卷,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天壤之别。
《唐摭言》卷八载:牛锡庶、谢登两个人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中第。后来又一次进京参加考试,偶然遇到了礼部尚书萧昕“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而且在一起开怀畅谈,彼此聊得非常尽兴。于是在当天的考试中。因为萧昕为主考,两个人都得到了好处,双双高第。萧昕的许诺得以兑现。很明显,牛锡庶和谢登就是因为和萧昕巧遇,通过行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以进士科为例,作为唐代政府骨干官员的选拔科目,影响录取名额的主要因素是官员的供求关系。进士科出身多官至尊贵,供求关系的矛盾相当突出。因此当官员缺额少,安排困难时,政府就常以保证质量的名义控制录取名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应试者求功名心切,就想方设法地宣传自己,而行卷恰恰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在当时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卷入这一潮流之中。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四中有一篇《与陈给事书》,他在文中说:“居易,鄙人也,上无朝廷附离之援,次无乡曲吹煦之誉,然则孰为而来哉?盖所仗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因为他心里有这个底数,所以才敢拿出自己的文章来行卷。《幽闲鼓吹》一书中曾生动地描绘了他行卷的过程:“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作谒著作顾况。顾睹姓名,孰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后来由于顾况的推荐,白居易名声大振。他对些深有感触,在一首诗中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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