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老师，您的艺术学习经历了从川美附中到中央美院的过程，那么这段艺术学习时间，对您的思考和创作有什么影响？

　　陈曦：附中四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时光，人生中许多重要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年少轻狂，激情肆逸。看新潮小说，学吉它，喝酒，交朋友，彻夜聊天。也看大量的画册，粗略了解一些艺术流派。也是在那里对人和这个世界形成了最初的认识，并开始了对艺术初次的审视和思考。而这一时期成长经历的真正意义，是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的被证明着。

　　进入美院，我才真正跨入了艺术之门。此时正值八十年代，是个很特殊的时代，建国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开放，我们一入学就接触到大量的外来信息，思想及潮流。新的东西一下子喷涌而至。每个人都梦想能成为大师，并为这个高悬的理想拼命努力。

　　记者：您是在美院第四画室学习，听说这个画室与其它相比有很大不同是么？

　　陈曦：央美第四画室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非常大，堪称当时国内院校中最前卫的集体。尤其是在央美素以严謹著称的学院派环境中，居然有这样一小块土壤允许我们完全自由地生长，是非常难得的。大家一起观摩、讨论、相互启发，实验，做展览。导师和学生就象一家人似的，经常一起喝酒聊天吃饺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导师们会不断强调要大家在创作中走自己的路，杜绝和别人的面貌想法接近。那是一段好时光。

　　记者：不难看出从那时后，您创作的方式和风格一直不断地变化，从开始实验性较强的创作，到后来的表现主义，再到现在的写实，请谈谈这种转变。

　　陈曦：我一直在变化，很自然的。开始总象实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产生相对成熟的东西，大家以往看到我的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是我第一个相对成熟的面貌。从表现主义到现在的表达方式，历时十多年。十多年，思考及表达方式都会有很大的改变。而这种变化，自然跟大的社会背景有关，像《中国记忆》系列，反映四十年以来中国的变革，这也正是我的成长历程，这四十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这套作品只是一个缩影。我个人对这种变化比较敏感，因此把对世界的思考寄寓在其中，并选择了一种我认为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超写实的手法，这全然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实，倒更象是种观念性的手法。

　　记者：您刚才也频频提到八十年代，那时中国确实出现了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西方艺术思想也大量传入中国，这个特殊时代对您的思考创作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陈曦：八十年代是我历经从附中到美院的成长时期，对我来说意义深远。当时你可以一下子接触并汲取到非常多的新思想，新观念，可以了解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别人在做什么样的艺术。另外从创作角度来讲，我们那时才真正开始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学习。我觉得象我们这代人可能在两件事情上不太会改变了：一是对艺术确立的永恒敬意。二是对于绘画的深厚情感。

　　记者：关于《中国记忆》系列，您说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要表达一个历史，而是要表达一种个人的记忆，以往有很多画家也会去表达一种记忆，一般都是模糊不清的，您的《中国记忆》系列表达得非常细腻、清晰，这是为什么？

　　陈曦：如果说记忆对多数人来讲都是模糊的，那做这样一套东西就更有意义了。很多艺术家表达模糊的记忆片断，是以一种非常真实客观的瞬间再现，那更像一种写生状态，而我所表达的是不可能被忘记的事件，它会长久的清晰，如同每当重温经典时刻的那种清晰和熟悉。

　　这些图象对我个人及这个国家的人民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表达的是一种象征性，而不再是一个客观的瞬间再现。

　　记者：您的这个系列里边的图像，大部分都是以电视节目的方式呈现出来，您为什么不以其它的媒介或是直接呈现那样一种图像？电视跟这些图像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对应关系？

　　陈曦：电视这种媒体，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再熟悉不过了。我认为这四十年中，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电视，象这个系列里面表现的很多场景，都是曾经通过电视反复传播过的。直到家喻户晓。我自己也是每天通过收看电视得知很多发生的事。它对人类的文明进程影响太大了，把我们所有人的视线汇集在一块小小的屏幕上，世界被缩小成了一个视觉焦点。

　　记者：您的《中国记忆》系列入选了“改造历史”展览。“改造历史”的意图似乎就是要去重新审视传统的历史叙事方式，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视角，您的这个系列似乎也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您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

　　陈曦：以前我很少想有关历史的问题，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开始想的多一点了。原来我们一直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关注历史问题，象看古装戏，通过电视看百家讲坛，古董鉴定节目等等，其实都是在关心历史。我觉得人成长到一定阶段，就会有了解历史的需要，否则前行会很盲目，学史可以为鉴，历史虽有定论，但当下的人都有评判和怀疑的权力。同时我们也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在续写历史。

　　记者：您的这个系列似乎有两部分：一是去表达重大历史事件；一是表达一个时代下的个人生活状态。您认为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宏大历史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陈曦：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是一体的。我不想只把一些宏大政治历史事件简单地呈现出来，也需要有一些潮流性的东西，一些热点事件，一些民生现象。这些东西恰恰丰富了历史，它们合在一起，才是对人类活动的一个生动记忆，而不同于简单的对历史中的政治事件的陈述。这样，记忆就被丰富了，也更真实、更人性化，更全面了。

　　我画这个系列的第一张作品是非常偶然的。但事情往往是这样，从偶然开始。之前是不太关注这样的题材的，但有了第一张，和大量翻阅历史文献资料的过程，才意识到我有兴趣尝试这样的主题。当然这需要有一定的阅历和积累之后才可以，可能跟我的年龄有关吧，在四十岁的时候，我开始愿意去总结和回顾点什么。这段历史和我的年龄一致，这也让我有充分的理由来做这件事。

　　记者：您在将来的创作题材和表现手法上还有什么新的设想？

　　陈曦：我对创作从来没有什么计划，全凭兴趣点的移动。这就像是得到一个还没打开的礼物盒，拆封后你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惊喜。因此，我认为关注问题的方式百无禁忌。我现在走到了一个超写实状态，好像我就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但肯定不会。很多问题我都感兴趣，很多材料和方式我也都感兴趣。我自己还不确定下一个选择会落在哪里。所以未来的创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未知数。

　　记者：对您来说，未知的才是有吸引力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听说您明年会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一个个展，这个展览具体是怎样规划的？

　　陈曦：现在还是一个计划，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会在上海美术馆开幕，具体的档期还没有确定。展览会有全部《中国记忆》系列作品，还可能有相关的现成品部分和影像部分。具体事宜还有待于下半年进行详细设计。

　　记者：谢谢陈老师，期待将来您能带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预祝您展览成功。

　　（来源：99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