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麦河》一经出版，就引起多方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近日，记者采访了作者关仁山。

　　记者：从《福镇》《天高地厚》《白纸门》到《麦河》，你的作品一直关注农村、农业、农民，关心乡村命运，注重表现几十年来农村的沧桑巨变。在创作中，你如何敏感地捕捉时代变迁中农村生活的变化？

　　关仁山：用小说描绘现实农村，有难度，更有挑战，因为距离太近，这不仅是时间的距离，同时也是审美的距离。可是没有办法，我喜欢接受这种冒险和挑战。现实农村的每一个变化，我都感兴趣。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农民读者来信中的一句话：“描写农民的作品，就像麦子、棒子、大米、大豆和高粱一样，不昂贵，不起眼，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普通大众最需要它。”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文学到底还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国事”。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比如《天高地厚》写到的免交农业税，还有《麦河》写到的土地流转，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换个说法，我们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中去，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层，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

　　现实生活不好表现， 在当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难，包括认知的困难和表现形式的困难。抛开惯性写作，寻找新的空间。说到敏感与捕捉，我没有这种特殊本事，说到底，还是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文学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如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和土地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土地问题怎样解决？有人说，搞现代农业，应该首先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可怎样解决却众说纷纭。于是，土地流转开始了，《麦河》就写了土地流转的复杂性。于是，让我们的农民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道路。

　　记者：《麦河》成功塑造了瞎子白立国、曹双羊、桃儿等一批各具特色、血肉丰满的新农民群像。你如何理解农民形象的“新”？

　　关仁山：文学的任务是要塑造新形象，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呼唤创新的时候，还不能割裂过去。在塑造曹双羊的时候，我就说过，今天的梁生宝是什么样的？我要塑造今天的梁生宝。《麦河》出版后，有些评论家说这本书最突出的文学实绩，是塑造了现代农民形象——曹双羊。曹双羊终于从为了财富打拼天下的传统农民，蜕变为一个搏击市场的现代农民。大家还认为他是一位独具思想和艺术个性的新农民形象。曹双羊的性格和胆魄是不同凡响的。他胆大、心硬、执拗，在创办企业、开拓市场、整顿管理、联盟官商等方面，常有惊人之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老虎的屁股，球儿！”是他的口头禅。他守信、仁义、重情，在处理亲人、朋友、乡民以及家庭、商界、官场等复杂关系中，表现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真诚的品格。他对农民与土地有超常的爱，但是他农民式的从商理念同商品社会灵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这是他遭遇失败的深层原因。但是，他就是在痛苦的阵痛中，在失败中站立起来，革命性地完成了农民人格到商业人格的转型，从而完成当代社会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挖掘和重塑。曹双羊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他不算农民英雄，但他是一个有缺点的能人，是另一种新农民。

　　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对人、人性、人道和人的精神的认知过程，它是描写人、认知人的历史。我在乡村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要冲破旧有的模式，就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如瞎子白立国，我太熟悉这类人了。作为小说叙述者，乐亭大鼓艺人白立国不仅要完成故事叙述者的任务，而且也是乡村的另一种能人形象。“瞎三”白立国心地善良、富于农民式的幽默和智慧，他虽然失明，但关心着鹦鹉村的大事小情，成为全村不可或缺的公众人物。他不仅善唱乐亭大鼓，还会运用《周易》的理论为人算命占卜，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民间道德的化身。他同曹双羊的碰撞和与桃儿之间的感人爱情就足以证明。桃儿是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失过身，又由于卖淫被抓，自杀时被白立国救了。从此，她为了感恩而爱上大她15岁的白立国，并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牺牲了一批桃儿这样的女人，她们的救赎应该是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怎样无奈和忧伤，社会还是要面对她们的，应该给予她们一些温暖。

　　塑造新农民，我有这样的想法：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 应该怀着一种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这样我们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所以，面对复杂的乡土世界、复杂的人物内心， 还是应该宽容一些、宏大一些。

　　记者：《麦河》里对当下农民的精神状态、人与土地复杂关系的准确把握及反思很吸引人，“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在这种巨大变革中，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参与到这种进程中？

　　关仁山：评论家陈晓明说《麦河》把悼词写成了颂歌，把颂歌写成了悼词。实际上，就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来讲，哀乐和颂歌是杂糅在一起的，听着让人感奋，听着让人落泪。土地史就是文化史和精神史。土地养育了我们，同时给了我们忧患的意识，它那经历苦难所焕发的再生、再创造的涅槃意识，足以震撼我们。同时土地也像一条河流，围绕着这条河，百年歌哭上演了，有的时候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认知现实，会获得对现实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了大河奔涌的背后，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所上演的人生活剧。

　　现在想来，大工业越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净土。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麦田里，让他们劳动、咏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没有路，也不愿放弃劳动和咏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脚步。今天物质狂欢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奉献了什么？我们奉献了土地。

　　记者：你的主业是小说创作，而你创作的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你认为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有什么相互借鉴之处？

　　关仁山：我创作过4部报告文学作品，以后还会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中穿插写作。尽管这样，我还算是小说为主的 。但是，报告文学有时不被看重，其实是不对的，报告文学从社会道义和良知出发，记录变革时代令人激动的人和事，真实而客观，这也需要小说家好好学习。我非常崇敬报告文学 。小说的写作手法，如果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上，会增强艺术感染力。

　　记者：《麦河》刚荣获“中国 鄂尔多斯文学奖”，有专家认为你过去作品写得过于实，而《麦河》有了浪漫和空灵，是你对自身创作的成功超越。你是如何完成这种超越的？

　　关仁山：《天高地厚》之后我心情苦恼。表现农民的方式有许多遗憾。有人说苦闷是我们创作阶段上的否定过程。艺术上怎样出新？如何把政治话题转化成文学话题，是需要读书和思考的。雷达在评论中说，“《麦河》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调，但同时透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展示出一种魔幻般的迷人气息，使这部关注土地、河流与村庄的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风格。”这是对我的鼓励，我自知还可以继续做好。但是，选择视角的自觉性，是写《麦河》才有的。小说以盲人和苍鹰的“穿越”视角叙述小说，是为了克服意识形态视域以及现实的困惑对于小说写作的制约，力求实现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思想与艺术在小说中的有机融合。我引用了中国式的魔幻，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了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我还使用了民间传说、神话，这样造成浪漫氛围，让该飞翔的飞起来，看来得到了读者初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