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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这里平时有什么消遣呢？ 郭：大家就是看电视。我不看，陪朋友聊天。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谈，有些看法水平很高，至少他们懂得老百姓的道理。 记：你在这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郭：写出诗来。 记：你在这儿能听到贝多芬吗？ 郭：听不到。公疗室有收音机，没有音响设备。那些歌，什么哥哥妹妹，谁听那个？贝多芬晚年的奏鸣曲很辉煌，很痛苦，也很超然。（前些年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外国的音乐教授来讲学，为大使馆演奏，举办周末的小型音乐会，朋友通知我我就去。不要钱。那些大使和夫人们走进去，我就在边上呆着。我还托朋友带了两张贝多芬晚年的光盘，是100多号（作品编号）以后的。听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 记：哪天你痊愈了，回到北京的闹市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包围着你，你怎么办？ 郭：现在也是啊，老有朋友来看我，请我吃饭。我觉得挺好的，跟大伙儿聚会，给他们念念诗，挺好的。但我觉得北京不是家，回到这儿才是家，因为我把自己定位成疯子，回北京只不过是跟大家交流交流，听听社会上有什么事儿。 记：你每次回城里，都注意些什么？你觉得现在的北京和你少年时代的北京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郭：那时更有人情味。 记：如果你出院了，你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有什么要求？ 郭：没有。只需要一个读书思考和写作的环境，只需要粗茶淡饭，没有过高的欲望。我觉得这里的粗茶淡饭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我没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富贵病。我的朋友刚跟我谈完，说你得改变改变环境啊。我也正愁着呢，怎么办呀，积累了那么多素材要写，又没有条件。前天民政部福利司的司长来了，他对我的诗也特感兴趣。我得静下心来，多熬夜，多读书，多写东西，多做点实事儿，因为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贴心地关切过我，所以我得用大量的精神成果来回报社会。 采访结束后，食指借了摄影师的手机给他父亲打电话。“６月２０号接我回家，我得去镶牙。牙不行，吃东西老吃不饱。” 我们从医生那儿打条子把他“借”出去拍照。面对镜头他偶尔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告诉记者，他想用自己的稿费租个房子，因为他要写作。他想冒这个险。 我们送他回到第二病区。他问了两遍：“没让你们白来吧？” 道别后，他飞快地钻进餐厅。开饭时间过去了那么久，一定是饿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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