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崇拜会有很大风险，首先，你会定位自己像偶像一样，如果达不到的话，就会失望；另外，你会把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位、财富、思想都塞到自己身上，把自己变得不是自己，这是很不明智的。
　　
　　当人碰到挫折时，他应该关注那些自己可能改变的事情，不要被那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影响自己。
　　
　　我们这个行业，我如果要招100个人，我会来中国；如果招1000个人，我也可以来中国，但有些勉强；可如果招1万人，我就要考虑去印度了；招10万人，绝对去印度。”
　　
　　　
　　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天，李开复与同事在京城一家餐厅用餐。饭毕，嘱咐服务员开发票，当被问及单位名称时，李开复答：“Google。”“什么？狗狗！”服务员一头雾水地反问。
　　
　　此时此刻，在地球那端的美国硅谷，Google总部的大屏幕上，5.5亿个来自全球100种以上语言的搜索字符串正同步投影闪烁着；而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大厅中，Google股价已经冲破700美元，市值近2200亿美元，成为令全球股民神经跳跃的“兴奋剂”。
　　
　　这便是两年前，李开复背负微软的“非竞业”诉讼，单枪匹马为Google开拓中国市场的客观现实。不管在美国，Google多么令人惊讶，但在中国，这里依然是一片冻土。更何况，竞争对手们，个个如狼似虎。
　　
　　数月后，一个非常漂亮的中文名字由Google总部发布全球：谷歌。直译“山谷之歌”、“丰收之歌”。两年后，一幢崭新的谷歌大楼赫然矗立在“中国硅谷”——清华科技园。单从外表看，它不临街、不张扬、没有丝毫国际巨头之气派，但就冲楼前迎风起舞的“Google”旗帜，它不可避免地成为舆论风暴中心、竞争对手们的众矢之的、甚至IT精英们梦寐以求的“圣地”。
　　
　　今天的李开复，再也无须有“狗狗”之忧，甚至可以把它当做笑话娓娓道来。谈及“谷歌”，他会用一口柔和的台湾普通话逢人解释：“很好听啊，来自硅谷的歌儿。”
　　
　　的确像一首歌。众所周知，Google是继微软之后的又一IT神话。不到十年工夫，从斯坦福大学两位叛逆学生的“小玩闹”成长为今日全球股票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传媒新霸主，Google来势汹汹，因此注定饱受争议。比如沸沸扬扬的“跳槽”风波、特立独行的企业文化、“全球最佳雇主”称号……当然，还有曾经置于风口浪尖、引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勃然大怒的华裔科学家、职业经理人——李开复。
　　
　　翻开李开复的履历，那是一串光鲜的记录：出身台湾政要家庭，22岁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专业，27岁取得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协会院士、美国“最重要科学创新奖”获得者、美国苹果、SGI全球副总裁、微软全球副总裁、Google全球副总裁……
　　
　　成功，在他身上，状如山峰，层峦叠嶂。华人血统、美国教育令他既美国又中国、既决绝又中庸。他游刃有余地游走于顶级国际公司中，身居高职；声情并茂地感染着莘莘学子，令他们顶礼膜拜，尽管那并非他期望的效果。
　　
　　与IT巨头的恩怨，是他身上最大的话题；与中国大学生的缘分，更是他心中最难割舍的情结。
　　
　　那时，他还是微软的“幕僚”之一，职位是“全球副总裁”。在比尔·盖茨眼中，李开复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因为他打造了一个全球“最优秀的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后更名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而在李开复眼中，比尔·盖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并透露自己将为微软服务毕生。
　　
　　然而，突然有一天，比尔·盖茨对他说：“我们将因一位副总裁的离职而进行起诉。”“很不幸，我就是这个副总裁。”李开复苦笑。
　　
　　这便是两年前，那场IT领域全球最高管的“跳槽”风波。两位IT英雄从惺惺相惜到分道扬镳。李开复闪电加盟Google，原因是“追随我心”。与此同时，微软火速上诉，原因是李开复“违反了行业竞争法”。
　　
　　官司的最终判决：李开复可以为Google工作，但不能从事语音、搜索等相关技术工作，只能从事招聘、组建Google中国研究院等。三方皆大欢喜，只是微软的大律师最后不忘挖苦Google：“李开复在Google的薪酬高达1000万美元，因此他将成为历史上薪酬最高的人力资源部门主管。”
　　
　　本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换工作”，却引发了全球IT行业的震动以及关于职场诚信的大讨论。业内人士认为，李开复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更多人认为，李开复“Followmyheart”（追随我心），真正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众说纷纭，狼烟四起，甚至每隔几周都有他从Google离职的“新闻”漫天风传。他说，那是他人生的低谷，甚至当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动情之处，潸然泪下。
　　
　　两年后，初冬的北京，在奇妙的谷歌大楼，我们见到了谷歌的灵魂人物李开复。岁月，几乎没有在这位中年男人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他依然风度翩翩、儒雅谦和、时而幽人一默。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穿得精致笔挺。会议桌上摆着可口可乐、巧克力以及威化饼干，在人人触手可及的位置。
　　
　　追问往事，他云淡风轻地耸耸肩，摊开双手，一个标准的美式做派：“过去了，都过去了。”与其说他不愿意忆旧，不如说他更惯于前行。即便被谣言缠身，他亦不放弃生活原则：把每一天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
　　
　　于是，有心、无心、甚至别有用心之人看到的是：他继续演讲、写信、出书。在中国大学生心中，他的“偶像”地位扶摇直上。仅仅两年，他就招收了100名“关门弟子”，把谷歌团队从孤家寡人扩展到数百人，因此被称为“超级猎头”。
　　
　　关于谷歌中国，他有种“舐犊”般的深情。采访结束，他愉悦地安排我们参观。果不其然，办公区里有秋千、沙发、茶具、玩具；楼下有按摩室、洗衣房、健身房、桌球室、游戏间；随处可见堆得满满的食品架，一百英尺内必定有食物……显然，Google“全球最佳雇主”的企业文化已经成功注入谷歌中国。
　　
　　2007年春天，Google全球CEO施密特访华，为李开复打分：18分。“我很满意，”李开复微笑着说，“之所以不是满分20分，那是因为在Google，最好依然是不够好。”
　　
　　《读者》（原创版）：两年多来，从微软到Google，身为全球副总裁的你始终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一举一动都可能引发股市的涨跌。回顾过去，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走过这两年的？
　　
　　李开复：这个早过去了。我觉得当人碰到挫折时，他应该关注那些自己可能改变的事情，不要被那些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影响自己。比如打官司时，我看到一些错误的舆论，但基于法律诉讼问题，我无法出来解释。如果我为了这些错误的舆论生气、伤心，那就无法做好我分内的事情，也不可能最后打赢这场官司。我觉得，当人碰到挫折时，一定要划分清楚。把有限的时间专注于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不要为不能改变的事情浪费时间。
　　
　　《读者》（原创版）：从微软到Google，在这场并不轻松的转型中，对你而言，最困难的事来自哪些方面？
　　
　　李开复：应该是舆论。但舆论是我不能改变的，于是就不要管它。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分别出任微软与Google的全球副总裁，并为之开拓中国业务。相同的职位、相同的IT巨头，为你带来的不同感受是什么？
　　
　　李开复：相当不同的职位，也是相当不同的巨头。(笑)两个都是顶尖公司，拥有顶尖的人才和令人敬佩的领导。微软最大的特色是虚心。它不会因为自己是“第一”就松懈，永远在研究可能的方向。Google的特色是极端的“用户第一”。比如我们很明确地对股东、广告主说，你不是第一位的，用户比你更重要。如果不同意，你们可以不买我们的股票。至于广告能否多赚钱、股票能否涨，这些都在其次。
　　
　　《读者》（原创版）：Google特立独行的企业文化也是公众一再争议的话题。比如员工福利、五星级餐厅、一百英尺内必定有食物等故事在网上广为流传。因此，Google被评为“2007年全球最佳雇主”。如此企业文化的形成是基于一种什么传统或考虑？
　　
　　李开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传统。因为Google的创始人Larry与Sergey都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他们感觉学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每一个学者、每一个教授都是某一方面的专才，都被学校放权，愿意彼此合作，并不被系主任、院长等条条框框约束管制着。在斯坦福大学，管理的目的就是放权，让大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Google企业文化的来源。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表示，Google的员工会比微软的员工快乐，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李开复：其实不是与微软比，Google的员工就是很快乐。你想嘛，公司信任你，放权给你，20％的自主时间，人性化管理，五星级食堂，健身房……我想，如果再不快乐也奇怪。（笑）
　　
　　《读者》（原创版）：网络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IT业，因为它代表了技术、薪酬、机遇。于是，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IT与生活越来越息息相关，可是IT从业人员也多得近乎泛滥。当这个行业越来越炙手可热时，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面对它？
　　
　　李开复：你知道全球竞争都是平等的。过去十年，中国IT人的待遇可能与美国IT人有很大差距，于是提供了许多机会，比如做外包、软件蓝领等。可是如果纯粹为这个趋势择业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国富裕了，现在越南、泰国、东欧、南美甚至未来的非洲都会有比中国更廉价的劳工。过去中国劳工成本低，抢了美国人的饭碗，但这个饭碗也会被别人抢走的。所以绝对不能看目前IT行业的工作好找、待遇高，就把它当做就业的唯一选择。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说：“我们这个行业，我如果要招100个人，我会来中国；如果招1000个人，我也可以来中国，但有些勉强；可如果招1万人，我就要考虑去印度了；招10万人，绝对去印度。”这句话是否也说明中国IT从业人员与国际水平的差距？
　　
　　李开复：不只是IT人才，这是中国的精英教育以及“排队”价值观的反映。在中国，优秀的高校非常优秀，但普通高校与优秀高校的差距非常大。其实在高校中，如果学生愿意自修，还是有许多机会的，但许多学生因为没有进入优秀高校就自暴自弃，比如沉迷网络游戏。于是造成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前十名和第一百名有非常大的两极分化。但是印度就不同，印度最优秀的高校比不上中国，但他们的普通院校都很不错。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为大学生写过6封信，并开办“我学网”，因此成为众多大学生心目中的“超级指导员”、“思想教父”。但是，这种“偶像化”崇拜是否也令你感受到另一种压力？
　　
　　李开复：我不喜欢“教父”这个称号，因为它代表了权威。“指导员”要比“教父”好听些，我喜欢。（笑）其实我并不认可这种“偶像”崇拜。我觉得大学生应该向每一个人学习，因为从每个人身上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东西。“偶像”崇拜会有很大风险，首先，你会定位自己像偶像一样，如果达不到的话，就会失望；另外，你会把别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位、财富、思想都塞到自己身上，把自己变得不是自己，这是很不明智的。
　　
　　……
　　
　　《读者》（原创版）：日前，韩寒发表具有颠覆性的观点：“成功是成功之母，失败是失败之母。”随着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越来越多年轻人感到悲观与无奈。因为个人努力在阶级差异、贫富分化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李开复：成功的人继续成功，失败的人继续失败，这是简单的思维。但是，如果更深入考虑下去，如果一个人失败就一蹶不振，那失败的确是失败之母。但如果失败后进行客观分析，理智调整，那么这样的失败，就不是失败之母。
　　
　　失败与成功的转换没有必然规律，主要取决于你有没有做智慧选择的能力。如果你能很清晰地分辨出什么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什么事情是可以改变的，然后专注于可以改变的事情，这样就可能成功。我很欣赏一句话：“我们应该有勇气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来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这两者的不同。”一个有心人，不会因为不可改变的事物而弃权；而一个弃权的人，则应该得到他应有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