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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大师的漫画人生——专访朱德庸

时间:2010-08-07 00:36来源:《读者》(原创版)供稿 作者:编辑部 点击:
朱德庸:我画《双响炮》时在服兵役,还没认识太太呢。我听说人分好几种类型,有人用文字思考,有人用图像思考,有人用触摸感知世界。我太太是文字型,而我是图像型。婚前,我太太是台湾比较有名的主编,自认为天下没有约不到的稿子,而我在漫画界也小有名气,因此约稿成

  提到“朱德庸”三个字,你会是怎样的表情?会心一笑,哈哈大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人。他调侃女人,嘲笑男人,讽刺婚姻,挖苦老板,甚至捉弄新新人类。他永远不会一本正经,只会悄悄胳肢你的痒处,手法恰到好处,力道不轻不重,令你猝不及防地喷饭、拍案叫绝直至笑出眼泪,而心,却犹如被刺中般生疼——为生活的真相,为人性的荒谬,更为幽默的锐利。
  
  当白衣黑衫宽裤的朱德庸飘然而至时,我是很难把他与刻薄、尖锐、酣畅淋漓的漫画联系起来的。眼前的他,黑白分明,温和谦逊;神情是孩子般的羞涩不安;面孔是那张经典的漫画肖像:浓眉小眼大鼻头,头发蓬勃浓密,像叛逆的野草,中间夹杂着许多银丝。那是桀骜与恬淡、童心与沧桑的和谐共处。毕竟是漫画大师,张嘴便妙语连珠,但频频绽放的笑容依然难掩内心的孤寂与煎熬。是因为没有太太冯曼伦的陪伴,还是不习惯暴露于闪烁的镜头中?我不得而知。只知道20年来,走过《双响炮》的麻辣,《醋溜族》的酸甜,《涩女郎》的青涩……直至《绝对小孩》的返璞归真,他在漫画世界里炮制无尽的笑料,张扬幽默与诙谐。只是,最飞扬的快乐往往伴随着最深沉的悲哀,这是所有漫画大师或笑星难逃的宿命。当然,也是朱德庸的宿命。
  
  “有两种题材绝对不碰,一种是动物,一种是小孩。不碰动物是因为太爱动物了,不敢在它们身上开玩笑。不碰小孩是因为太讨厌小孩了,内心深处很排斥画他们。”
  
  《读者》(原创版):我们都知道,你喜欢动物,讨厌小孩。前者容易理解,但后者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朱德庸:我的确讨厌小孩。太太生小孩时难产,最后实施了剖腹产。当时我也在产房,当医生把小孩从太太肚子里“请”出来时,我看都没看一眼,让他们赶紧抱开。小孩出生后,我硬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三天没出来说话。在小孩五六岁前,我一直被迫学着喜欢他。
  
  《读者》(原创版):作为父亲,为何对自己的小孩如此讨厌?
  
  朱德庸:小孩令我回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很不快乐,母亲生下我,抱给邻居看,邻居脱口而出:“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孩子!”(笑)在家里我不受重视,在学校我是问题儿童。我的学习能力很差,上课左耳进右耳出,数学一塌糊涂,于是不得不逃学、模仿家长签名、涂改分数……整个童年,我基本是在孤独自闭中度过的,阴影很重。
  
  《读者》(原创版):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多名人在童年时代都很自闭,长大后却能取得出人意料的成绩。
  
  朱德庸:这点应该归功于我父亲。我从四五岁开始临摹一些东西,学画连环画。因为学校生活太压抑,我只好在绘画世界里寻找安慰,如同心理治疗。父亲见我爱画画,就用白纸裁出图画本,用棉线缝制得整整齐齐。每当我画完一本,书桌上总会出现一个新本子,那一定是父亲为我默默缝好的。
  
  《读者》(原创版):父亲对你如此呵护,你自己又是如何当父亲的?
  
  朱德庸:我没有认真当父亲。我从来没让过儿子,常常和他抢玩具,把他气哭。后来太太对他说,别看爸爸这么大,其实他内心有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孩。从此,我儿子就把我当“弟弟”看了。
  
  《读者》(原创版):近期你推出了一本漫画书《绝对小孩》,由此证明你已经走出了讨厌小孩的阴影。
  
  朱德庸:是的。孩子好像是我的心理医生,不仅令我重过了一遍童年,还医治了我的中年危机。有段时间我像陀螺般工作,丧失了目标,非常苦恼。是儿子以他天生的快乐让我明白成人世界的荒谬与扭曲。现在我在努力学做一个小孩。
  
  “所谓爱情就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他们恋爱结婚,之后就再也不相干了。”“婚姻说到底是一出喜剧。美满的婚姻让自己看笑话,不幸的婚姻让别人看笑话。”
  
  《读者》(原创版):因为你把婚姻调侃得入木三分,读者总会不由自主地猜测你的婚姻。
  
  朱德庸:每个人的婚姻都像一粒猫眼石,一层层看进去,透明又复杂。婚姻是一场空难,有人牺牲,有人幸存。我算是运气比较好的那种,但依然也有自己的猫眼石,只是能够从复杂中看到美丽。
  
  《读者》(原创版):不止一次在媒体上看到你澄清,你和太太冯曼伦女士不是一对“双响炮”。
  
  朱德庸:我画《双响炮》时在服兵役,还没认识太太呢。我听说人分好几种类型,有人用文字思考,有人用图像思考,有人用触摸感知世界。我太太是文字型,而我是图像型。婚前,我太太是台湾比较有名的主编,自认为天下没有约不到的稿子,而我在漫画界也小有名气,因此约稿成为姻缘。头一次赴约时,我还不情愿去,拖拖拉拉迟到一个多小时才到餐厅。可是刚一看到她的后脑勺,我的脑子里立刻跳出一个声音:“就是她!”(笑)
  
  ……
  
  《读者》(原创版):据说太太既是你的生活伴侣,也是你的工作伙伴。两个人一天24小时面对,会不会产生很多冲突?
  
  朱德庸:结婚没多久,我和太太便双双从报社辞职。太太的理想是当一名自由撰稿人,但无奈我的工作太多,于是她只好牺牲自己为我当经纪人。刚开始也常有矛盾,但后来达成了一致:编辑企划方面听她的,艺术设计方面听我的。当然,如果设计方面她更有道理,也听她的。(笑)
  
  《读者》(原创版):看来太太对你的漫画生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朱德庸: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男人更注重往前冲,而女人会看前面的路。当年我为辞职犹豫时,她说:“有资格做专业漫画家的,整个台湾唯有你一个。”后来当画漫画厌倦时,我又想去学开飞机,太太说:“会开飞机的人多得是,但会画漫画的人却寥寥无几。”若不是她这句话,可能我真的开飞机去了。(笑)
  
  ……
  
  《读者》(原创版):对于名人来说,如此坦然地详述自己的婚姻、爱情,的确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朱德庸:名人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如果有可能,我希望立刻从媒体面前溜走,回到家人身边。
  
  “人生就是一连串考验,当你工作时,老板考验你的业绩;当你结婚后,老婆考验你的自尊。当你退休后,你以为所有的考验都结束了,这时你才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考验你的记忆。”
  
  《读者》(原创版):你曾说“人生就像迷宫,我们用上半生找寻入口,用下半生找寻出口”,这是指人生的困境吗?
  
  朱德庸:是的。人到某个年纪,会突然发现,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在以非常荒谬的方式进行。人在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困境。我们唯一的权利,是选择什么困境,而不是选择逃离困境。
  
  《读者》(原创版):在多数人看来,你婚姻幸福,功成名就,难道也经常彷徨于人生的困境中吗?
  
  朱德庸:我不乐观,也不悲观,希望永远旁观,但人生终究不容许我只做一个旁观者。比如为了画好一幅作品,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思考,把生活变得非常乏味,陷入困顿时,还会大发脾气。所以我觉得,画画是我的最爱,也是我的魔咒。
  
  《读者》(原创版):当爱情变成婚姻,兴趣变成职业后,一切都变了面孔。钱钟书先生称它为“围城”。
  
  朱德庸:的确很难突围,尤其是画得越多,名气越大,我却越不快乐。因为差不多天天画,几乎为画画活着,压力特别大。最后太太发现我不爱笑了,不爱过假日了,于是她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强迫我停下来。
  
  《读者》(原创版):什么样的风险?
  
  朱德庸:不惜以牺牲婚姻为代价。当时正是我漫画事业的鼎盛期,但她却要求我停止画画。对于男人来讲,这是很难的事情。还好,最终我停了下来,放弃了当富翁的机会,然后带着家人去各国旅游。表面上看着挺轻松,内心却抱着养病的心态,试图把破碎的自我拼凑起来。后来我明白,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我们太落后了,稍微取得一点儿成功便紧紧抓住不放。
  
  《读者》(原创版):关键时刻,太太又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朱德庸:事后她对我说,我只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她的赚钱机器。
  
  《读者》(原创版):20年来,从《双响炮》到《绝对小孩》,我们看到你从刻薄讽刺到深沉悲悯,这是否也是漫画境界的提升?
  
  朱德庸:(沉吟)我没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时,如果想得太多,他注定是做不好的。因为他的精力会花在“想”,而非“做”上。工作时,如果我思考一丁点儿“境界”或“市场”,可能一笔也画不出来。
  
  “人生就是一个困境。对于困境也许你无能为力,但至少可以静接受,用一种幽默的态度。因为幽默产生智慧,它可以让我们在困境中生活自如。”
  
  《读者》(原创版):关于“幽默”二字,我想你是最有发言权的。许多人把你定义为“幽默大师”,你认可吗?
  
  朱德庸:如果一个人希望成为“大师”,他可能一辈子也当不了大师。我只是画我所想,这是一种本能。至于幽默,这是人的天性,比如猫狗不会笑,只有人才会笑,它是困境中的一剂良药。
  
  《读者》(原创版):既然幽默是人的天性与良药,那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日渐感受到的却是沉重,而非快乐?
  
  朱德庸:这个问题,我也常常思考,思考得越久,越不快乐。后来我观察孩子,就渐渐发现了小孩与大人的区别。比如以前我画一个稿子,时间很紧,我非常着急,一急就更画不出来。于是我就坐在书桌边一直想,非常痛苦。恰好我小孩经过,我问他:“爸爸画不出来怎么办?”他说:“画不出来就去玩呀。”当时我非常吃惊,他怎么可以如此轻松?其实我们都是动物,都有本能。孩子永远忠于自己的本能行事,所以才会轻松。但大人只会违背本能,执著于社会事件,所以才会沉重。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心中的杂质就越来越多,欲望也越来越多,明明快乐就在眼前,但却感知不到,这就是社会或者文明把人扭曲的证明。
  
  《读者》(原创版):幽默有没有社会性?比如世界著名的漫画大师都出现在西方,中国基本没有漫画大师。是不是因为历史的沉重,令我们丧失了幽默的能力?
  
  朱德庸:我不这样认为。如果我们是一个沉重的民族,我的书不会有这么多人爱看。中国绝对会出现很多漫画大师,只是时候还没到。国外的漫画发展比较早,米老鼠都七十多岁了,而中国的漫画很年轻,中间还有很多断层。
  
  《读者》(原创版):作为一个为大家制造笑料的漫画家,你却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朱德庸:我悲观并不表示自己承受了痛苦,而是我看到、感知到太多无奈、荒谬的事情。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唯有幽默与自嘲。
  
  《读者》(原创版):当你制造这些令人捧腹的幽默时,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朱德庸:以前是快乐,现在却是满足。因为满足,所以心开始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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