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奢望过当什么相声大师。
　　
　　一路坎坷走来，势必嫉恶如仇。
　　
　　我干吗要感谢领导、同行、专家学者？
　　
　　我坚持认为相声首先是给人民减负、减压的娱乐工具，让人民开心乐和，不要给它赋予太沉重的社会意义。
　　
　　前些天听到一些人探讨谁是相声大师，觉得很厌烦。我劝他们要是闲得慌赶紧找工作去，要是家里不开心就赶紧离婚去。
　　
　　相声这个行业由不会说相声的人占据主流。
　　
　　《读者》（原创版）人物访谈——
　　
　　“纸扇长，醒木方，穿大褂，站桌旁。祖师爷留下说学逗唱，洒向人间笑一场。”
　　
　　“梅花雪，绿茶汤，金牌匾，粉皮墙。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这两句话说的不是别人，正是德云班主郭德纲。目前，戴在郭德纲头上的帽子太多了：大师、明星、艺术家、鬼才、草莽，甚至“野狗”——因为他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练就的一身钢筋铁骨。当然，郭德纲笑着反击：“怎么不说那些咬我的人是狗呢？”
　　
　　他的经历很像一段江湖传奇，却诞生在21世纪的新新时代。有点辛酸，有点笑中带泪，有点放浪形骸，有点慨当以慷。
　　
　　与郭德纲见面是在海淀剧院的后台，台下有黑压压的人头。看得出，他的相声事业如日中天。他不高，微胖，光脑门锃亮，说话中气十足，眼神机警锐利。与台上相比，台下的他显得年轻许多，只是那态度却老成世故得很，可想而知他在世态炎凉中的跌打滚爬。
　　
　　郭德纲，天津人，1973年生，8岁投身艺坛，师从众多评书前辈、相声名家，潜心学习大鼓、河北梆子、评剧、京剧等多种曲艺，辗转于梨园，工文丑，工铜锤。
　　
　　《读者》（原创版）：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你，为何选择8岁投身艺坛？
　　
　　郭德纲：因为爱啊。幼年时，我疯魔般酷爱各种民间艺术，喜欢唱大鼓、唱戏、听相声。我从小没什么玩伴，没人能和我玩到一块儿去。
　　
　　《读者》（原创版）：对于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来说，这样的爱好稍稍有些不可思议。
　　
　　郭德纲：所处的位置、心态、氛围、环境不同，不会有太多人理解我当年的心态。天津是曲艺之乡，走到哪里都是相声。电台里播的也是，不学也能熏着你学。还有，我的父亲是个警察，办事时经常带着我。那时他负责的管片有各种剧场，我也就在那里不知不觉接触了很多艺人，说书的、唱戏的，三教九流，我的爱好可能就是这样被熏出来的。
　　
　　《读者》（原创版）：但相声毕竟是一门趋于没落的民间艺术。选择从艺，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犹豫？
　　
　　郭德纲：有过迷惘。我不是相声世家出身，更没有家族背景。相声是一个江湖，如果这两点达不到的话，便有可能被人欺负。我从小便觉得说相声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选择从艺，只是因为兴趣爱好，从没奢望过当什么相声大师。
　　
　　……
　　
　　1988年，郭德纲初次北上，投入浩荡的“北漂”大军。十多年的“北漂”生涯，终于熬得今日的腕儿角儿。只是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读者》（原创版）：十几岁便独闯京城，当时心中是怎么想的？
　　
　　郭德纲：北京是首都，这里有名和利。其实我不来北京的话，在天津也可以娶妻生子，安稳上班，过平常生活。但我不想等到80岁时后悔，指着电视里的人物对孙子说，如果当年爷爷去了北京，肯定比他强。所以，最终决定来北京，算是铤而走险吧。而且，那时满脑子想着何时成腕儿，是很功利的心态。
　　
　　《读者》（原创版）：可想而知，作为一名没有任何背景，又从事一项趋于没落的民间艺术的艺人，初到北京，应该满目苍凉吧？
　　
　　郭德纲：的确非常艰辛。身无分文的时候有，挨饿的时候有，没钱坐公交车磨破脚走路的时候也有。世态炎凉，与人打交道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但过去就都过去了，还是那句话，感谢苦难吧。
　　
　　《读者》（原创版）：既然那么难，为何还想到创立“德云社”？
　　
　　郭德纲：十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北京南城一个茶馆，看到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孩说相声，我也不自觉地加入到他们当中一起说开了。当时无非是说着玩，没想到观众们居然都很喜欢。没多久这个小茶馆就满座了，而且满到门窗边上都坐着人。那天我猛然醒悟，原来相声没有死啊！于是后来便创立了“德云社”。
　　
　　《读者》（原创版）：据说，刚开始那些年，“德云社”很艰难。
　　
　　郭德纲：刚开始六七年都很难。极端的时候接连十多天只有两三个观众，甚至一个观众。观众来了，我们就演；观众手机响了，我们就停，等他接完电话又接着演；观众走了，我们也就不演了。
　　
　　……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几乎是一夜之间，郭德纲这个名字变得家喻户晓。有关他的报道如雪花般漫天飞扬；他代言的巨幅广告随公共汽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他的相声稳坐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一时间，似乎你想避开这张面孔都有些困难。
　　
　　《读者》（原创版）：2006年，你突然一夜成名，在相声界掀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你“暴得大名”，更有人说是“炒作”。
　　
　　郭德纲：大家知道我的名字，是一夜工夫。但这一夜之前我自己度过的漫长的十几年，又有谁能说出一二？中国说相声的人多了，大家可以任意挑选，我愿意花100万来捧他。甭说一夜，就一个月吧，看一个月时间内能不能把他炒成像我这样的，如果成，我立刻走人；如果不成，大家又将如何赔付？
　　
　　关于“炒作”，这是个令我深恶痛绝的字眼。如果真要炒作，我为何要等十年？因为我害怕把别人都忽悠过来了，自己的水平却达不到。“狼来了”的把戏好玩吗？
　　
　　媒体来报道我，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北京的风景线，已经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了。当我们经过十年磨炼，温度已经从0度升到999度了，再加上媒体的最后一把火，温度一下子达到1000度。可如果没有前十年的努力，没有前面的999度，媒体能把我们从0度炒到1000度吗？
　　
　　《读者》（原创版）：成名之后，你说话依旧直言不讳。你多次公开宣称，不感谢领导，不感谢同行，不感谢专家学者。
　　
　　郭德纲：是的。我干吗要感谢领导、同行、专家学者？我们这行不像别的行业，别的行业还可能有一些虚假团结，但唯独相声界是赤裸裸的仇恨。在北京十多年，没有任何人帮我一把，扶我一把。不仅如此，很多人还绞尽脑汁陷害、倾轧，其丑陋行径不齿于人类。所以，我不会给他们留面子，说那些虚情假意的感激之辞。正如我师父侯耀文所说，一路坎坷走来，势必嫉恶如仇。
　　
　　《读者》（原创版）：大家对你评价不一。有人夸你是大师，也有人指责你的相声低俗。面对两极分化的评论，你是什么态度？
　　
　　郭德纲：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相声演员。我没有那么伟大崇高，没想过用一己之力拯救整个颓废的相声行业。当然，我也没有那么低级下流，无非是凭良心做事、吃饭。我不欺负别人，只想努力谋求一个生存空间，说好相声。我憎恨空话大话，比如前些天听到一些人探讨谁是相声大师，觉得很厌烦。我劝他们要是闲得慌赶紧找工作去，要是家里不开心就赶紧离婚去。多干正经事，别有空净瞎折腾。
　　
　　《读者》（原创版）：任何艺术都有生命期。我们说，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你担不担心有一天大家不喜欢你了？
　　
　　郭德纲：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肯定是我错了，比如我教育人了，比如我做了什么部门负责人了。我尽量避免这一天。对我来说，说相声一半是为了台下，另一半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做官的瘾，对钱也有够。我不会为了名和利把自己的相声砸了。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也想成腕儿角儿，如今家喻户晓，是否可以说自己成功了？
　　
　　郭德纲：成角儿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直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成功了。什么是成功？什么是不成功？难道把其他说相声的全部挤掉，就剩我一个便是成功吗？或者站在哪根旗杆下面说段相声就成功了？不，那统统不是成功，是胡闹！我觉得快乐就好，该聊天聊天，该喝茶喝茶，该琢磨相声就琢磨相声，快快乐乐的，便是成功。
　　
　　曾经，和大多数正在飞速消亡的传统文化一样，相声的前景也令人担忧。但自从天桥的犄角旮旯里冒出个郭德纲之后，“相声”这个陈旧的字眼似乎一下子鲜活了、光鲜了，甚至时髦了。
　　
　　《读者》（原创版）：目前，你的相声几乎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甚至受到时尚圈的热捧。你是如何把陈旧的传统艺术与时尚相结合的？
　　
　　郭德纲：我真的成为文化现象了？正式通知我了？（笑）我不知道什么是时尚，只知道是人都需要乐子。天下哪有不爱笑的人。抓住这个普遍心理，不就把相声说好了？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也千万别把事情往深了想。
　　
　　《读者》（原创版）：既然你的相声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肯定有其独特之处。你自己如何定义相声?
　　
　　郭德纲：相声就是使人高兴、发笑的娱乐工具和娱乐形式。我们说相声寓教于乐，前提一定是乐。而且它的教育意义只是在节目当中，是需要观众自己去取舍、判断的。这就好比自助餐，我摆明自己的观点，观众能接受，我高兴；观众不接受，是人家的本分，我不能强求。如果演员从一上台便横眉竖眼，哭着喊着要教育人，这是对观众最大的侮辱，是强奸民意。所以，我坚持认为相声首先是给人民减负、减压的娱乐工具，让人民开心乐和，不要给它赋予太沉重的社会意义。
　　
　　……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说，说相声最简单，但说相声也最难。
　　
　　郭德纲：简单，有嘴就能说；难，说到我们这个程度要费这么大牛劲儿。（叹息）
　　
　　《读者》（原创版）：目前公众对于相声的未来也各执一词。有人认为相声的春天又来了，但也有人坚持认为相声依旧会走向死亡。你怎么看？
　　
　　郭德纲：相声不会死。只要人民日子过得苦，就需要相声。即便人人都乘四轮大奔了，都有一车钻石了，也还需要相声。当然，相声的春天也还没有到来，这依旧是个颓废的、没落的行业，是个名利圈，由不会说相声的人占据主流。
　　
　　《读者》（原创版）：通过你对于相声事业几十年的坚守，能不能谈谈对于继承发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郭德纲：先继承，后发扬。有了继承，就一定有发扬。单方面想去发扬，只是空话，异想天开。比如评剧、京剧、河北梆子、大鼓、评书……它们的没落不是因为创新不够，而是继承不够。传统文化需要60％的继承，40％的发扬。我们目前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正在为一些老艺人录制音像资料。
　　
　　《读者》（原创版）：为什么要做这个？郭德纲：因为没有人做这个。这些老艺人们，他们能耐一辈子，现在要死了，也没人理睬他们。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曲种、一批节目的消亡，这是很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政府曲协并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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