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不老，却已经爱说想当年。

只因为，放弃过，失去过，无奈过，也后悔过。

而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并随风而逝的，往往并非一无所获。

隔着久远的时光，我们称之为：最初的梦想。而梦想，究竟是应该坚持还是放弃……

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正常，为了表面的光鲜，为了被社会悦纳，我们浩浩荡荡，走在世俗化的道路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都那么有趣，这世上，却有如此多乏味的大人。

所以，面对周云蓬、苏阳、王娟这些人，会觉得由衷欣喜。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神奇的梦想和梦想的神奇。

他们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保护下的人闪耀着怎样的光辉。

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元旦期间，周云蓬没有安排太多活动，而是老老实实待在公寓练琴。不管有没有演出，每天练三四个小时琴，这个习惯他已经保持多年。

练琴练累了，他就“读”书。把想读的书下载到MP3里，静静地听。最近他在“读”小说，有龙应台的，还有路内的，甚至还有《鬼吹灯》。他在MP3里存了很多书，传记、历史、小说、诗歌……越来越少读哲学类“动脑子”的书，因为生活现实而具体，与其探讨“意义”，不如着手做事情。

利用一个语音软件，他还可以上网，写博客。在博客里，他这样介绍自己：“盲诗人，民谣歌手，9岁失明，23岁大学毕业，其后游历十余城市，以弹唱为生。”

最近北京每天发布橙色预警，气温将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窗外，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天寒地冻。窗内，周云蓬戴着盲镜坐在沙发里拨弄琴弦。身边是凌乱书籍，简单家具，还有友人安静相伴。暖气开得很足，暖意融融。显然，这个冬天，对周云蓬来说，应该不算太冷。

像正常人一样

提及停留在视觉里的最后记忆“公园里的大象吹口琴”，面容粗糙、长发及肩、胡子拉碴的周云蓬笑了“解释不清，也不知怎么就有那个画面了。”

虽然不承认隐喻，但他的确走上了音乐道路。从少年到中年，音乐早已成为生活。

因为眼疾，周云蓬9岁失明。说到残奥会上的盲人设想“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他言辞不屑：“这是央视春晚的调调，除了赚取眼泪，又有什么意义？”他不做“如果”的设想，对于命运，随遇而安，没有停留在黑暗世界里自怨自艾，而是对自己提出口号：像正常人一样。

他坚持读书、弹琴、考学，练习独自行走。读高中补习班时，他每天独自完成20多里路的行程，倒公车，走盲道，最终摸索进教室。当然有过很多次迷路，渐渐总结出一个“笨”方法：感觉迷失时，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最好的办法是往回走，一直走到熟悉的路口。

“对于失明者，走路并且到达目的地，是一种莫大的刺激与快乐。”他微笑着说。没有无奈，唯有平和的调侃。恰如人们评价他的歌：他的幽默有一个悲凉的衬里，或者，悲凉到极点，反而笑起来。

1994年，大学毕业的他找到了工作，当明白厂家招他只为免税时，“深感羞辱”，立即辞职。次年，背着吉他，拄着盲杖，他从沈阳“漂”到北京。不担心迷路，或者说，当时的人生并没有出路。

“做音乐对盲人再现实不过，因为除了按摩、卖唱，他还有什么出路呢？”周云蓬坦言，“更何况，音乐是听觉艺术，视力缺失造成的障碍不算太大。”

圆明园画家村、树村、香山、西北旺、宋庄……十多年间，他在北京搬了三十几次家，多数都是这个城市最穷最落魄的角落，几平方米的平房，没有卫浴，没有暖气，甚至时常居无定所。

最初在街头卖唱，钱被大风吹跑过，人被城管四处驱逐过，还有一次被送进公安局，所幸依靠唱歌又被安然无恙地送回来……

接着去酒吧卖唱，三里屯、朝阳公园的酒吧都唱遍了，台下混乱喧哗，台上的自己唱着烂俗的口水歌，内心悲凉。

也曾在大学教室卖唱，晚自习前，“蹿”到讲台上唱歌，结果却被“好”学生唤来的保安强行轰走。“像做贼似的，特别屈辱”。

最痛苦的是在餐吧唱歌，听着自己的歌声混合着上菜划拳敬酒声，“痛苦得很，几乎被毁掉”。

一度，周云蓬感慨，北京这个城市特别能打击人，生活往往把人磨得只有艺术尊严，没有艺术作品。所幸，从《沉默如谜样的呼吸》到《中国孩子》，他没有成为这种人。

“可能是因为我尽量随遇而安吧，”周云蓬说，“空想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一件一件做具体的事情。老子讲，为而不争。哪怕是街头卖唱，你也必须‘为’。可能你想要的始终没有，但起码没有被生活击倒。”

在路上

去年10月，周云蓬进行了一场旅行演出，从北京出发，途经河南、江苏、上海。出发前，他在读书机里装上几百本书，在夜晚的火车上，在候车室里，在旅店里，听书。

火车进入河南，恰好听到龙应台有关河南的文章；在开封行走，他又听到《东京梦华录》，摸到开封老城墙上，果然弹痕累累；在苏州，听到评弹艺人的故事，深有同感……就是用这种方式，他略过视觉，直接用心感受不同的城市及文化。

古代的荷马、高渐离也是游吟的盲诗人。“我很少想起他们，”周云蓬坦白，“只是骨子里喜欢乱跑，喜欢行走在路上的自由与好奇。”最初一次游历是在1996年，从北京出发，一路游历青岛、上海、南京、杭州、长沙、三峡……他在不同城市的街头或酒吧卖唱，也根据听过的书籍循迹而去。比如三峡那段航程，沿着古诗词里的秭归、丰都、巴东、巫山等地名，他嗅到萧瑟的气息。

印象最深的是去西藏。2001年，他独自一人上路，从格尔木坐汽车，挨过严重的高原反应，十多天后到达拉萨。他在酒吧里卖唱，尝试徒步穿越滇藏线，只是刚走到羊卓雍错湖便因体力透支不得不放弃。“藏族人身上有一种魅力，很阳光，很单纯，很忧伤，也很凛冽。”他回忆，“西藏有种特殊的味道，我特别有西藏情结。”

边走边唱，不知不觉中，一些旋律在脑海中固定下来。有时卖唱时忘记歌词，索性自己填词。从《空水杯》《山鬼》《蓝色老虎》到那首被网友盛誉的《不会说话的爱情》，他走得越来越远，歌也越来越多。

在路上，有过潦倒与窘迫，也有过新鲜与刺激，甚至还有贫病交加生命堪忧。他不设计未来，走哪儿算哪儿，甚至可能在汽车站突然听到一个有趣的地名，于是搭上汽车便去了。

他读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书中描写一个人喜欢到火车站随意跳上一列车，随便找个站下。当这个故事在自己身上得到印证时，他真正体会到这种快乐，但更明白这种快乐其实包含了几分辛酸和无奈。然而，“这才是最高级的旅行，”他坚持认为，“自由无拘，好似自由落体。如果生活被提前预测，那该多么痛苦，多么无聊。”

所以，相比都市白领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宁愿选择自由上路。

音乐在泥土中

当然也有扛不下去的时候。

1998年至1999年，他甚至试图隐居深山。从敬亭山、九华山到泰山，他在深山中徘徊，最后发现自己的心依然“静”不下来，只好再度出山。

在酒吧卖唱，最颓废的时候，他接了一些出版活计，把大部头图书改成小孩子们看的。然而，这个比唱歌还令他绝望。

2005年前后，在经历了漫长的混乱、颠沛与犹疑之后，他开始在“无名高地”进行固定演出，渐渐确定可以靠音乐为生。

2007年，周云蓬独立制作并发行的《中国孩子》成为“ 南方周末2007年度音乐致敬入围作品”，次年，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08青年领袖”。

关于荣誉，周云蓬笑：“当然高兴，但还不如来点实际的，我会更高兴。”他始终没有签约任何唱片公司，独自一人承担全部角色。每次演出他背上几十张碟，一把琴，一个效果器，叮叮当当像个货郎般来去。

在南方某地一酒吧演出时，朋友兴奋相告，某重要人物要来听。他也兴奋得很，太好了，看这下谁敢闹哄哄？然而演出到最后，就数重要人物那桌闹得凶。

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在深圳的酒吧，他独自演出时台下客人掷骰子赌博的声浪盖过了他的歌声。

“我从来不会把琴摔了走人，那太幼稚。”他淡淡地说，“既然上台了，就得认真唱到底，或许台下还有一两只耳朵在认真听呢？”

2008年，周云蓬联合二十多位优秀民谣歌手，共同推出一张慈善义卖唱片《红色推土机》，销售收入全部用来为盲童购买MP3、乐器以及羽绒服。文案中，他这样写道：“这个计划只是一声遥远的召唤，就像你不能送一个迷路的盲人回家，但可以找一根干净光滑的盲杖，交到他手中。”

不乐观，亦不悲观。人生应该是审美的，尼采的观点，他坚持了很多年。随着音乐地位的树立，他的生活状况改善很多，但依然需要租房，依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固定音乐形式。

“一件一件做，不着急，慢慢来。”他轻轻拨着琴弦，不紧不慢。

买房子

词：周云蓬

买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万，买房子的钱，全靠银行贷款

从今天以后，不能随便请客吃饭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

从今天以后，我要去上班了，我要努力地还钱，我要还清贷款

不管风雨雷电，我要去上班，不管天塌地陷，我要去上班

不管洪水滔天，我要去上班，不管海枯石烂，我还是要上班

我努力地还，我拼命地还，我要一直还钱，我要还清这贷款

直到有一天，所有的钱都还完了，头发也就白了，嘴里没有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