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在清朝道光年间，他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已官至内阁学士，历兼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丰年间，因清朝正规军绿营腐败已极，不堪太平军一击，清朝需要新的武装，故令曾国藩丁忧在籍时办理团练，进而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在同治年间，剿平太平天国以后，他着重办理洋务。后人将其着作编为《曾文正公全集》。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这个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的所谓《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只。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几句话说出了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共同的激愤和目标。“为之所”，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们组织湘军就是一个办法。

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通商是向中国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使中国人永远贫穷；传教是向中国的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永远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基督教，这就起了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觉，但客观上就是如此。

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