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之际，有一位众人皆醉他独醒的思想家。他不顾个人坎坷的社会和历史命运，为学术，为真理，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和责任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勇敢前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个人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的石破天惊的理论。这些理论对当时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来说无疑是一缕春风，对日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解冻与复苏，特别是日后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更是起到了启蒙作用。这位思想界的先驱者便是被誉为“在刀尖上舞蹈的思想家”------顾准。

顾准原来姓陈，在家中排行第五。1915年生于上海。在他20岁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青年时期的顾准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接受教育。1927年毕业后，进入潘旭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知识。在其16岁时，便开始登台授课，却由于学生对他的不信任而被轰下讲台。一年之后，再次登台，凭借扎实的会计学知识，而站稳了讲台。1934年，在其不到20岁时便完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银行会计》，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六本财政金融方面的专著。1935年，顾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因其参加的革命组织遭到破坏，而流亡北平。一二九运动之后，他又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职业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执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此期间，认识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后来两人曾一起共事，并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1940年8月，顾准离开上海，来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至延安。1943年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他又回到华东，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贷管处处长。

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参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市的财税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当顾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大展宏图之际，他却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严厉处分。恃才傲物的顾准就这样经历了人生的第一场大冤案，并逐步跌如人生的谷底，此后他被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1957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考察团团赴黑龙江勘查中苏边境水力资源。他为了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忌。顾准人未返回北京，一份关于他的反动言论集已经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经晚了。”顾准抵京后，立刻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新账、旧账一起算，并遭受了反复批斗。第三次冤案发生在1965年，顾准有一外甥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组织的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的思想交代材料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想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当时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闻天、孙冶方编制在一块，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然而经过四个月的隔离审查，证明他们在组织上毫无瓜葛。尽管如此，顾准还是因此第二次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在全国范围内，象顾准这样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正值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政治遭遇势必祸及家中的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而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1966年，他的妻子汪璧也迫于形势带来的压力与其离婚，从此顾准便失去了与家庭的一切联系，独身一人蛰居在中国科学院的一间斗室，天天以冷馒头度日，与书籍为伴，并开始了他特立独行的精神思考。他冲破当时的思想禁区，言他人所未言，言他人所不敢言，以超前的意识，过人的理论勇气，在属于个人的思想天地里，挥洒着个人的思想智慧。这期间，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和凌辱而走上了自杀这样一条不归路。

尽管顾准遭受了历史的不公正待遇，并被自己人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空前折磨，作为思想家的他却依然不为世俗所困，并通过巧妙的斗争策略取得了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十年研究计划。1972年，从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拖着病弱的身体每天带着几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查阅大量书籍，等到图书馆闭馆以后，再回到中科院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夜以继日地写作。带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随时招来杀身之祸的巨大困惑，开始了艰苦的学术探索。在当时的艰苦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样一位生命行将结束的思想者将个人的生死问题却看得很淡。为了心中的学术理想他真可以说是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样一种学术研究的忘我境界。通过艰辛的探索，顾准把思想的触觉伸向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之中。通过对中西文明的对比研究，写出了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两部伟大著作。通过这两部著作，顾准集中研究并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这两部著作不但代表了顾准一生的最高学术成就，同时也体现了他独立和自由的学术品格。他虽然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信仰，但却没有死板地去奉为金科玉律，机械地照抄照搬。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个人独立见解，言人所未言和不敢言。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勃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成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质，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所有这些问题在顾准所处的社会背景下，无一不是一个个危险的禁区，稍有不慎，便是杀头之罪。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就是那个是时代因言获罪，被杀的思想先驱者。但他却置生死于不顾，勇闯禁区，冒着杀身之祸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并形成了有理有据的个人独到理论和思想见解。这不能不让我们对这位在刀尖上舞蹈的的思想家所具有的个人胆识和学术品格表现出由衷的佩服。

“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顾准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心中纯洁的只有真理。为了真理，不管在感情上与家人和朋友是多么地难以割舍，他都义无反顾地服膺真理。有悖于真理的事情，无论面对谁，不管对方权势多么大，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舍弃和理直气壮地反对。顾准是一个把生命交给了思想的人。他为思想而来，又为思想而去。他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原则，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倾其所能进行了一场学术清算，并形成了令人信服的学术成果。但生不逢时的他，只能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和符号，带着无限的遗憾于1974年12月3日凌晨告别了这个带给他太多生命痛苦的世界。但这些人生的痛苦对于一个站在历史制高点上的思想家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他留给后世的精神成果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真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他的许多理想今天正被我们实践着，并且逐步变成现实。这正是无畏的思想者所具有的思想威力。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思想宽松，心灵自由，物质生活丰盈的社会状态之中，我们享受的这一切，不正是顾准当年所梦寐以求的吗？

斯人已去，精神永在！今天当我们在反思那个失掉理性的疯狂时代，并静下心来阅读顾准用生命的代价奉献给我们的学术理论时，内心不由的生发出一份敬畏和感激之情。敬畏和佩服他的理论勇气和学术品格的同时，更感激他对中国思想发展创造的学术成果。这就是顾准，一个永远让人怀念和感动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