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在第一时间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骂名。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地来思考李鸿章所处的大清王朝封建大厦将倾的那种风雨飘摇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李鸿章一个人无法，也无力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以及国家走向衰落的悲剧的责任。因此，这样的历史定论对李鸿章来说并不公平！如果单纯地以他签订过的不平等条约来评价他，而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晚清政府在当时世界的衰弱国力和地位，不对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为改变中国的落后现状力图自强，力图变革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由此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加以认真研究的话，就很难对李鸿章的功过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还原历史以本来面目，给李鸿章一个公正的评价。

满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一个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自入住北京，统治整个中国以来，就一向排斥汉族的官僚势力。自咸丰朝开始、素来憎恶 “汉奴”的满足统治者，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咄咄逼人气势，再加上国内太平天国蒸蒸日盛，八旗腐兵和满贵庸才已被证明不足以安内攘外，才不得不起用一批忠于清室的汉族官吏以达到“以汉治汉，以汉制夷”的目的。这批官吏首先为大清王朝平息了最大的隐患，太平天国起义。正是在镇压太平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一代“中兴将帅”陆续登上中国近代政治的舞台，成为为清朝统治者效力的马前卒，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李鸿章（1823一1901），安徽合肥人。他24岁中进士，在翰林院任普通的“编修”。在排汉盛行的清代，投错“族 胎”的汉人志士仕途坎坷。李鸿章若不是遇上晚晴这样一个“乱世”，也难成为“英雄”。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李鸿章（30岁）在家乡组织淮军抵抗太平军。他仰慕曾国藩的为人和文章，于1858年入曾幕为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清政府防务重点是对付外国的入侵，长期同太平天国周旋的只是曾、李等人建立的湘淮地方武装。清朝同英法媾和以后，还是用“以汉治汉”的办法，让湘淮军作为主力围攻太平军，并“借助”洋人，配合曾、李全力“剿乱”。 1862年，太平天国英勇的忠王李秀成苦心经营苏南，威逼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最集中的上海。曾国藩乃于该年3月派李鸿章去沪署理江苏巡抚，从此，李鸿章开始正式主办对外交涉事务。南京攻破后，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都成了清朝一代汉族权贵。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就成了上个世纪后三十年清朝政坛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权臣，他先后接受的爵位和官职可以足足写满两页书，其中涉外职务有：南洋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北洋通商大臣及（多次）特命钦差交涉大臣等等，成为晚清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且有一定实权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李鸿章作为晚清几十年国策与外交政策的决策参与者和主要执行者，对中国近代受辱的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对洋务改革和外交进步的巨大贡献，对他的外交策略和艺术要予以全面分析，不能简单拿一句现成的历史结论对其盖棺而定，而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清王朝的失败不是李鸿章的失败，李鸿章虽然作为一个重要当事人参与其中，毕竟大清国政事和外事最高决策者是皇帝、皇太后、满族贵族和军机处一班腐朽官僚, 汉族官僚总的来说仍是满清的下属，得不到满足最高统治者完全信赖，并且时时受到朝廷的提防。

十九世纪后期大清国已经是日暮途穷，危如垒卵，国家对内经历了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大规模战争，对外因为政治和军事的腐败，科技文化的落后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李鸿章作为统治者最为倚重的大臣苦苦支撑这个危局。李鸿章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最受争议的便是他所处理的外交事务。李鸿章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他逃不出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作为文人和士大夫骨子里的那种忠君爱国思想的束缚，这就注定了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首先是为统治阶级尽忠，然后才是为国家服务。他所面对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和绝大部分满族的王公贵族缺乏对西方先进文明的了解，可以说是目光短浅，政治上腐败且缺乏远见，挪用军费，挥霍无度的一群历史罪人。李鸿章在处处受人掣肘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使他的政治抱负得到充分的施展。统治阶级特别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族上层统治者成为他徐图自强的最大障碍。同时他的忠君爱国思想也是他最大的思想局限。当时的中国国力贫弱，所谓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和列强的外交政治斗争中他只能在尽量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委屈求全，向西方列强做出一定的让步。他在政治上对列强的让步因此就受到朝廷清议派的攻击，这些人对西方世界无知到可怜的地步，因而置社会现实于不顾，在政治上却强调盲目的强硬。李鸿章是在正视社会现实的情况下，主张向西方学习，力图富国强兵以摆脱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当时同样和中国一样受西方侵略的日本多少也采取了对西方的让步，然后再积蓄力量变法自强，日本的忍耐换来了“明治维新”，而李鸿章的不幸是他效忠的慈禧太后却是一个自私，不顾国家命运和人民死活且思想顽固，处事圆滑的老腐朽！

作为清朝与外国打交道的权臣，其外交思想也脱不开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外交理念的核心是和平，用他的话说就是“羁縻”、“抚夷”。李初任江苏巡抚，负责上海对外交涉事务，经验不足，其师曾国藩指示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言、笃、敬四字”（《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9）。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把外交当儿戏，谈判时乱敷衍，英法急欲侵略中国，正好找到借口。结果中国战败，李鸿章等人于是得出了对外“未可轻言战事”，应“以羁縻为上”的结论。李认为“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李以及恭亲王奕訢都认为：对外维持和局，中国只失一些商利，而战争必然是失败，失败又要割地赔款，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开战不如求和，“张皇卤莽，鲜不误国”。李自称“洋务涉历颇广，闻见稍广”，但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洋人对中国表面上要求“平等”，实际上杀人掠地，得寸进尺，根本不可能长期与中国维持“和局”。李鸿章在每次交涉中总是“推诚相见，平情说理”，而对方不是“攘臂拍桌”，就是“咆哮姿肆”。他总是援引《万国例律》，“据理力争”，但外国使节（如日本公使森有礼）公开声明国际交涉“论力而不论理”。李鸿章对侵略者持和平幻想，只能说他对国际关系的强权政治、弱肉强食规律知之未深，理解不透。李鸿章一向主和，当战不战，坐误战机，能战不言战，示弱于外，使国家更受欺侮。日本吞并琉球，法国入侵越南，英国侵略西藏、沙俄侵略东北，李鸿章无不以主和派的面目出现，或勉强仓促应战，又不作持久之计，屡遭战败（如中日战争），或以乘胜即收为名，慌忙议和，导致不败而败（如中法战争）。一味主和，误国非浅。

李鸿章长期对外主和，无非是想以少量的让步换取宝贵的时间兴办洋务，走“自强”、“求富”之路，最后收回大清国主权。问题是他的洋务改革很不彻底，也难彻底，政治改革稍动满州贵族的既得利益， 就引来百口嘲谤，万目睚眦，李鸿章及奕訢、曾国藩、左宗棠只能效仿西人科技制船造炮，并派童子到国外学习，还建立了一批近代官办工业和学堂，这些都是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业，比盲目自大、轻视西学的腐儒权贵进了一步，但正如郭嵩焘指出的那样：西洋立国，有本有未。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未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一节也。”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求未不求本，根本没有学到西方真正之“长技”，此是败绩之一；其二，洋务运动建厂造局，尽被官僚所垄断。官吏办厂，使封建腐败之祸害更加深重，名为使国家致富，实际为官僚造福。郭嵩焘一针见血地批评道：“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其三，引进西方技术产品由官僚经办，给官僚从中获取洋商贿赂创造了机会，官吏成了官商。官商近似今人所斥之“官倒”，官倒用百姓血汗之钱，买回炮弹竟有沙石充火药者，甲午海战之败，因外有因矣！   李鸿章求和而常不能和，“自强”又不能改革“政教”，其最后一招就是打外国“牌”，这是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的主要策略，用他自己的活说就是“以夷制夷”。“以夷制夷”是春秋霸主们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的一种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论有两层含义：一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兴办洋务运动。二是“以敌制敌”，或叫“以毒攻毒”，就是利用列强在华利益上的冲突以及它们固有的矛盾，挑起众敌国之间的争斗，来到达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目的。通常所说的“以夷制夷”主要指第二种含义。与李鸿章同时代的德国宰相俾斯麦把外交称为“诡术”，多少也有李的“以夷制夷”的意思。外交本来就是斗智的艺术，强国外交也少不了这一策略，弱国更不能忽视，不会利用敌人之间矛盾的人很难称为外交家。打外国“牌”如果运用得当，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打了法国牌，日本在同沙俄斗争中打了英国牌，这类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李鸿章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例子。

英国利用马嘉理被杀案向中国索取巨大的侵华利益，它怕李鸿章利用他国外交官干涉，特将谈判地点设在烟台，李鸿章有意通知六国公使，各国公使便也以“休假”为名云集烟台伺机干预，英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尽管中国丧权不少）；曾纪泽重开伊犁交涉，李鸿章指示他带英法随员赴俄，以利用他们同英法大使馆联系，俄国同这两国矛盾很深，英法出面干预，使曾纪泽的交涉多了一个成功的因素；甲午战败后，日本强行割占它已占领的辽东半岛，而且条约既定，日本即可将国界推至辽河，李又奔走在各国使馆之间，利用俄德法等国对日本的不满，邀请“三国干涉还辽”，终于保住了与京津地区近在咫尺的辽东。“以夷制夷”的确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危机，如果连这一策略都没利用，后清亡国可能性更大。李鸿章还把他的这一得意策略向外出口。日本将欲侵朝，李鸿章在1879年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原写的信中解释了他的“制夷”之道：“自古交邻之道，因其得其宜，则仇敌可为外援；因应未得其宜，则外援可为仇敌”，“与其援救于后，不如代筹干事前”。他教给朝鲜的制“夷”办法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此前日本逼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朝鲜到1894年才彻底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多少有“以毒攻毒”的“疗效”。然而外交并不是救国之本，以敌制敌又只不过是外交策略的一种，因此，仅仅把“以夷制夷”作为救国之术就是地地道道地“耍小聪明”，有时没有利用别国，反被别国捉弄。李鸿章“制夷”不成反被“夷”制的事件更多。最严重的一例是甲午战败后，他一边倒向俄国，与沙俄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企图“联俄制倭”，结果引狼人室，并导致各国瓜分在华“势力范围”的狂潮。最终形成二狼并至的局面，面对群狼自己不举刀相向，而是撕肉以投，前狼得肉暂停，而后狼又逼，后狼得食，前狼复逼，最后自身只剩下一具空骷髅。“以夷制夷”在众“夷”没有识破以前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但用多了，自己的弱点就更加暴露，而且也没有什么外交信誉可言，何况“夷人”又不是白痴。

清政府用封建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导致近代大量“开眼看世界之人”得不到重用。在朝中有职有权的大官僚中，真正能够象李鸿章那样“通驭夷之道，且识众夷之情”的人的确是不多的。李和曾、左等人开办的近代工业也还是有益于国家的。李在四十年外交生涯中反对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一般满汉大官，大多不是在洋人面前自欺欺人，盲目自大，就是在洋兵进攻下盲目自卑，屈膝投降。李鸿章、奕訢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建议按西方惯例设立近代第一个专掌外交的国家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能说是“投降”之举。李、奕等还主张在国外设立领事馆以保护侨民利益，设立公使馆以便于对等交涉，命驻外使节定期向国内呈报“夷情”。李鸿章曾赴马关与日本鉴订了《马关条约》，在日本他被暴徒枪击面部，亦镇定自若，不失仪态。期年，又以74岁的高龄和未愈之枪伤遍访欧美多国，在腐败透顶的清朝上下和在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当时，比起那些根本不想了解外部世界的的保守官僚和守着一堆烟枪妻妾不动的贵族，李鸿章无疑是愿意走向世界的人，是一个愿意让中国融入世界潮流的政治家。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在“忠君”与“爱国”的两难境地中苦苦挣扎，而又内心充满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政治家。正是这样一种处境，让李鸿章在政治作为上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传统和忠君，不得不采用迂回的策略保住自己在清廷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并在顽固派们容忍的范围内，对中国社会采取力所能及的变革措施。曾经担纲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这样评价李鸿章道，“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李鸿章的失败和弱点如同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一样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死死纠缠在他们的内心与脑海，导致他们在器物文明的层面以上的思考是那样的苍白，在政治行动上却是那样的无力。然而他确实为这个国家做出过贡献，历史也许很难准确地评价一个人，一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应更多的关注一下在中国在那个积弱积贫的年代，李鸿章为中国的强国之路摸索，并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的进步所做出的成就，哪怕是微薄的成就也应该关注一下，而并非简单地给李鸿章一个“卖国贼”的帽子，置历史实际于不顾，对他的形象一味进行丑化，对历史事实予以歪曲就算是对历史的交代。今天当我们面对李鸿章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我们要做的研究工作其实是很多的。随着研究工作深入，一个真实、全面、客观的李鸿章终究会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