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社会发展的水平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一点已经被文化艺术发展史证明得一清二楚。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一个痛苦时代。然而这一时期一批潇洒风流的名士却用他们非凡的才情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中华文化艺术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然而这风光无限的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幕悲剧。一批批天才的文人和艺术家却在王朝更替和权利争斗的政治漩涡里，人头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裴頠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无不以生命为代价，告别了这个他们曾经留下精彩的美好世界，让后来人感慨良多。然而与这些人的不得善终相比较，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则是一位超然物外，潇洒享受人生的生命智者和精神贵族。他的人生经历为后来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在他潇洒快活的人生背后也隐藏着这位大诗人鲜为人知的人生无奈。

满腹经纶，一腔诗情的陶渊明，一生仕途虽不通达，但是也凭着自己过人的才华成了一位有实权的县令。如此的人生成就，已经远非普通老百姓所能相提并论，然而他却不可思议地放弃了这个在现代人眼里羡慕不已的地位，无官一身轻地选择了退隐，归田隐居，寄情山水，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是啊，多少人试图做出这样的选择，但真正走出来的又有几个，出而不复入的又有几个？心不够恬淡，眼睛难以摆脱世俗的俗名浮利的吸引，就连以淡泊明志自诩的诸葛孔明，也最终把持不住心中的那一份清净，而投靠了所谓的明主，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古往今来但却唯有他，为那一壶一卷，宁愿与俗世决裂，自己把自己“关”了起来，安贫乐道，独善其身，着实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限恢宏的精神家园。隐，使他守住心而不动。世间纷扰，诱惑却也不可避免。当年无心而出山时，定不曾多想鸟倦飞而知还之日。可这日子来得到底是快，也使他悟得更快，放得更快。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仰视着他释怀的神话，坚信着包容万物而无染的心胸的存在。还有他的文章，隐退尽了锋芒而泛着桃花源间的落英之芳与东篱黄花秋放之味的气息，用一个壶卷于手、坦然于胸、土灰掩面却神采飞扬的形象，将隐逸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呈现在国人的精神天地里，成了后来人议论的千古话题。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二十九岁时，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做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辞官而归。期间，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三十六岁时，做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做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时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陶渊明于是留下了那句千古传诵的名言，“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便于当天解绶辞官回乡。从此终生不再涉足官场，彻底抛弃功名利禄，归田隐居，开始了隐士生活。“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隐逸，其原因无非是“或回避以全其身，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等。陶渊明归隐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剧烈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的互相倾轧，残酷斗争，再加上两晋隐逸之风盛行，让他产生了“去危图安”的归隐念头。陶渊明虽然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但在宁静的田园生活中他找到了生命的乐趣，将深刻的精神体验，借助灵动的文字生成千古不朽的美妙诗文，将其丰富深刻的精神世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生性洒脱，不为俗利浮名所困的真正名士。真名士自风流，摆脱了政治和官场的一切束缚，像自由的鱼儿回归海洋，让心灵自由飞翔，在文学艺术的天地里，找回了自我，重塑自我，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系上形成了一道卓尔不群，令人无比向往的精神风景。

陶渊明的“隐”实际上只是远离了政治和官场，脱离了上层社会而已。他从狭小的官场，一下子置身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这让他与下层社会，与普通老百姓，与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的联系却是更加密切，更加深入了。正因为如此，陶渊明的思想生命更加自由，精神视野更加辽阔，在美妙的田园风光里，在绿意浓浓的豆棚瓜架下，在鸡鸣犬吠的乡间小路上，在夕阳西下炊烟袅袅的升腾里，诗意的精神陶醉着他的思想，于是将政治上的失意转向了文学上的追求，通过文学这一途径将心中对现实的愤愤不平之情和壮志未酬的人生感叹，用较为隐晦曲折的方法加以表现。他的诗文用美好得一尘不染的纯洁情感将他心中的向往和追求呈现给我们。由此观之，陶渊明的归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消极隐居，是从政不可为的志向转移。在文学这片艺术园地里，陶渊明用非凡的艺术才情，将美好的田园生活予以生动自然的描述，用美妙的文字把人们带入了一片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天地。桃花源虽是一个世外桃源，但却寄托了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生命期盼，让中国人从心底里有了对它的一份无限向往和追求。陶渊明是一个点燃民族梦想的人，他的《桃花源记》真可以称得上是中华千古第一梦啊！中国文学有许多游记名篇也造就了许多山水圣地，并使这些地方成了今天的旅游热点。但令人吃惊的是一个虚构的桃花源却盖过了所有的真山水。凡偶像都代表一种精神，而精神的东西既无形，又可随人们的想象而变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一处风景，但又不是单纯的风景，它是被审美的汁液浸泡过，又为理想的光环所笼罩的精神山水。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渴望走进陶翁笔下那片美丽的桃花源，去亲历和体验一下那美妙的世外桃源生活。然而作为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桃花源变成了一个可以向往，但无法到达的精神天国，慰藉着中国人的心灵，让国人在诗意的想象中，对人生心存一种美好的向往与追求。

陶渊明的归隐让他的生命从喧哗走向宁静，这是一次精神意义上的诗意回归。古往今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恪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好的文人差不多是一些失意的政客，而那些政客则大都是一些得了志的文人。中国的文人们面前横着一条独木桥，一端是“学而优则仕”，一端是“安贫乐道”。当一端的人不能够“兼济天下”的时候，另一端的人真的能够做到“君子固穷”吗？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啊！然而陶渊明却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棒，成了古今文人赞颂和效仿的榜样。陶渊明的隐逸并非是道家所提倡的那种“清静无为”的隐逸。他虽然远离政坛，带着对政治和社会的一种极度厌倦的情绪，回归田园生活，创作了大量的田园诗，成为中国“田园派”诗人的开山鼻祖。但他的内心是否就真的被眼前的田园生活所陶醉和倾倒呢？通过他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十分躁动的，他依旧还是那么关注着当时的政局，并且对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还是难以释怀的。深藏心中的政治理想不断搅动心湖，并激起层层涟漪。“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之。伊怀难具道，为君做此诗”。（《拟古》之六）诗中生动地再现了他极度矛盾和苦闷的心情，以及徘徊动摇的行为。厌闻世上语，唯有深居简出，洁身自好为上；欲叩稷下之谈，表明忧时济世，重返仕途之念尚存。

他的大量诗文反映了宁静优美的田园生活以及自己归田后的淡定心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心态，总也掩盖不住“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的孤凄。从中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在贫居躬耕中所具有的人生孤独感。孤独的原因就来自诗人个人与外部社会，甚至还有与自然的某种对立所带来的情绪的不和谐。它们不仅表现为贫困的煎熬，也表现为时运的相逼，一颗心为社会所动。他虽“性乐酒德”，端起酒杯，似乎觉得远离了凡尘，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张无弦琴，与他终生相伴。或是在与朋友饮酒之后，或是在独对明月时的静夜，他便常常抚弄这把无弦之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从中我们分明听到了一声声无言的叹息和着浓浓的酒意，这难道不是诗人心中所流露出的一种人生无奈吗？

熬着心灵的痛苦，选择了政治上的退避，过一种高贵且有尊严的生活。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让他秉持“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軒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的生活信条，像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保持一种高贵的君子气节，无论人生的感叹和政治的忧伤，他都借助手中一管生花的妙笔，化作对田园生活的无限爱怜。在田园劳动的快乐中，编织着美好的生活梦想。贫穷的背后过着快乐的精神生活，不为世俗的喧嚣所动，在清静的世界里静静思考着人生，思考着社会，将一尘不染，没有一点功利色彩且留有生命芳香的文字留给这个世界，启迪人生，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与理想的向往。固守贫穷，终老一生。政治上虽然明哲保身，但依然用高尚的信仰和完善的人格彰显了一代名士的风流，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和人生追求。这就是陶渊明，为了心中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而选择了退隐，在安静的生活状态下，用纯洁、灵动的文字向人们展示、诉说他心中的理想的同时，还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一股自然、清新、纯洁、淡远的风气。古往今来，如此风流潇洒的文人，除陶渊明外，还真没有其他人能与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