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集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天才人物。凭借一身的才气和一颗纯朴的童心，用美妙的文字在中国的文化园地留下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精彩艺术天地，令无数后来人向往不已。就是这样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在政治上虽然也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却因为“不通”权术，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也引来好多后来人的些许感慨。苏轼一生的经历，跟李白、杜甫一样，是其生命本性所决定的。他们是时代的骄子，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和艺术符号，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带来了无尽的荣耀和光彩，但他们所处的时代却并不领情，带给了他们太多的心灵痛苦和精神磨难。

苏东坡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十二月十九日。他生于四川乐山的一个小康之家。苏家在当地的经济不算一流，但这个家庭的文化背景却非同一般。苏东坡的大伯和舅舅及两个姑父参加当时的科举都取得了功名。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苏东坡出生后，其人生态度一下子发生了巨变。此时已经二十七岁的他看到考取功名的亲属行将为官做吏，仿佛受到了刺激，便开始发奋读书，与其儿子，一块考试，一齐中举。后来又与其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列为唐宋八大家，“一门三苏”的美名在神州大地千古传扬。出身于这样一个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再加上天资超群，苏东坡过人的天赋在幼年就表现得十分抢眼。十一岁那年应父命写了一篇《黠鼠赋》，文章虽短却把世间的人情世故参悟的淋漓透彻，受老鼠这种令人讨厌的动物的启发所生发的深刻人生感慨，完全像一个人生阅历极为丰富的成年人的手笔，根本不像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所写。

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东坡与其父亲和弟弟一同参加了全国选拔进士的考试。其中苏轼成绩最好，以《刑赏忠厚之至》的文章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并取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父亲和弟弟也考中了进士。学问一流，人品超群的苏东坡虽然凭借自己的才华，一路走来，春风得意，风生水起，但接下来的人生之路，特别是仕宦之途，却走的十分不顺。苏东坡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一位天才人物，骨子里流淌的恃才傲物的中国文化人的基因，让这位处在险恶官场和政治漩涡里的文人始终用一颗纯洁的艺术童心去面对纷纭复杂的世界。他为官之后始终没有蜕变成为一位圆滑世故的政客，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为人的道德原则约束了他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他依然用文人的艺术心态,在波诡云谲的政坛来生存，这为他日后凶险的政治命运埋下了隐患。“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是苏轼对他的弟弟苏辙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虽然表露了苏轼生性洒脱、快乐、豪放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了苏轼纯洁无暇的阳光心态。殊不知，政坛是一个充满了阴谋和鲜血的地方，没有圆滑的手腕，在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是难有好结局的。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和科技十分发达的时代。在这个文人辈出的时代，苏轼无疑是最杰出者。他抱着一颗为国为民，同时也对皇帝负责的赤子之心投身政治。苏轼从政从地方官做起，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倒也平静。就在他结束地方官任职，进入京城任职后，便麻烦事不断。此时王安石准备实施变法新政，遭到了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的极力反对。就这样，朝廷之上形成了新旧两股势力。对于这新旧两派，苏轼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好。他同司马光交往很深，关系不错。与王安石，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因此在这两派势力之间，他也就不会因为感情问题去偏袒任何一方。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党以咄咄逼人之势进行了改革。来势迅猛的改革，引起了旧党的不满，招来了非议。在这些非议中，也有苏轼的意见。并且苏轼的建议还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使王安石废科举、设新馆等新法而因此流产。司马光得知此事后，想拉拢苏轼一同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政。面对司马光抛出的橄榄枝，他却严肃地说了这样一番话：“王安石改革时弊，欲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却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您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起王安石的新法来，更是误国殃民之根。”这番仗义执言的话语自然也把司马光搞得火冒三丈。

苏轼的阳光心态决定了他生活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藏不掖，光明磊落的处事风格。因此新旧两党对他都不喜欢。两股势力都对他加以排挤。作为一个文人，他才华出众，成就十分扎眼，让人心生羡慕的同时，也引来了部分心胸狭隘的小人的嫉妒。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肯昧着良心拿原则做交易，因此他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稳固的靠山，无帮无派，有的只是一颗善良的心灵和出众的才华。这样苏轼就使得自己处于一个鹤立鸡群的境地。虽然活的很洒脱，但过于显眼，很招惹人们的眼球。于是世故的人们对这样一位超越时代的名人却不惜使出各种阴招对其落井下石，很快苏轼就感受到了来自这些世俗小人的排挤压力。面对压力，苏轼对朝廷内部的党争感到十分厌恶，于是他选择了逃避，自动要求到地方任职。这正迎合了新党排除异己的想法，苏轼被贬到了杭州，任通判一职。

然而朝廷里的政治斗争依然十分激烈。王安石作为一个改革家，其改革的勇气虽然令人称道，但推行改革的办法和措施却显得有些仓促，特别是在有人方面更是有点失察，把吕惠卿、李定、舒亶等一批人品低下的小人延揽入朝，这些人用阴谋把提拔自己的恩人王安石扳倒，独霸了朝中大权。在中国历史上，宋神宗绝对不是一位昏君，否则他不会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改革。然而就是在王安石下台后，宋神宗却在一批掌握实权的小人们的强有力的舆论攻击下，听信谗言，制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将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苏轼投入了监狱。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很多，就连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沈括也参与了进来。苏轼何罪之有？说到底就是中国文人的通病，文人相轻。苏轼出众的艺术才华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酸，令同代的文人有点狼狈，使他们心生妒忌。这真应验了那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然而也幸亏了苏东坡的名气太大的好处，竟有不少人为他求情，上至皇上的祖母，下至湖州的老百姓。最终皇上还是开恩将其释放，免了杀头之祸。

按理说遭此磨难，苏轼应该吃一堑，长一智的，可要真是这样的话，苏轼也许在仕途上就官运亨通了。后来旧党的代表人物司马光出任宰相，要废除王安石的新法。在司马光召开的议政会议上，他带头发言，对王安石变法一事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主张全面废止新政。这一观点立即遭到了司马光的反对，两人为此还争执了起来。结果很自然，苏轼又受到了旧党势力的排挤，与此同时在朝中任职的新党势力对他也更不买账，还有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的洛党也对他不满。面对四面楚歌的处境，苏轼感叹说：“如随众人，内窥本心，上负明主，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由于不堪朝廷的政治生活，他又一次选择了逃避，办法仍然是请求外任，到杭州担任知州。期间一年多的时间里，两次被召还朝，并一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兼端明殿学士，苏轼登上了一生的权力巅峰。然而这样的时间太短暂了，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宋哲宗亲政以后，刚愎自用的他便疏远了苏轼。后来他又任命章惇为宰相，吕惠卿等一批新党的奸佞之徒陆续还朝。他们对元祐年间执政的大臣采取了杀戮、鞭尸、流放等报复措施。苏轼在劫难逃，被以“讥斥先朝”的老罪名剥夺了职务，发配至广东惠州。当时这是一片蛮荒之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苏轼却以其豁达超然的生命态度来体验这种生活。他自己动手，与全家人一道开荒种地，日子倒也过得平稳。另外他也尽其所能为当地老百姓做事，留下了传诵千古的美谈。苏轼这种悠然的生活引起了章惇的不满，又窜动朝廷将其发配到了更加偏远的蛮荒之地---海南岛。此时已经六十二岁的苏轼面对这次迫害性的流放，已经做好了不打算生还的准备。到达琼州后，他又一次以坚韧超脱的生命意志生存了下来，并使这片蛮荒之地的文化事业有了显著改善。可以说，苏轼遭贬是在用个人的不幸，换来了被贬之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大幸。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他想调和新旧两党的关系于是将被贬在外的苏轼召回朝廷，在还朝北上的途中，苏轼病逝与常州。就这样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苏轼一生心地纯洁，绝无机心，更不玩权术，这导致了他在仕途上历经无数坎坷，并且几遭杀身之祸。但正是因为他“不通权术，”他才成为任何权术家都无可比拟的千古名人。苏轼的诗、词、文、赋以及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堪称一绝，有巨大的艺术价值。他超越个人的情感，来关照艰难生活的生命态度支持他用一生的浩然正气，为心中的理想活着。他不屈己阿人，不媚俗附贵的高尚人格，虽然为自己招来了那么多的磨难，但最终还是没有向命运屈服。他的诗名冠绝一时，流芳千古；他的五尺身躯，却不为当权派所容，无论是政敌当政，还是同党秉政，都不受欢迎。一个满腹才华、能力超群的文人，一生都不合时宜，熬着心灵的痛苦活着，在活着已经很不容易的情况下，还为我们的文化事业留下了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超强的意志力，是创造不了这样的奇迹的。执着于心中的理想，不为世俗的诱惑所动，没有狭隘的欲望，用诗人的洒脱，突破世俗的樊篱，活出人生的豪迈，将一个大写的人立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这就是千古文人苏轼的文化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