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世界对辜鸿铭的不同看法

在民国初期，被人们称为“怪学者”的辜鸿铭，人们对他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他拖在头上的那条辫子。作为一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大学者，辜氏却以“不修边幅，既垂长辫，而枣红袍与天青褂上之油腻，尤可鉴人”这样一幅近乎夸张甚至带有几分荒诞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对此，辜氏也自鸣得意，他曾经送给“辫帅”张勋一副对联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来赞美自己的形象。上联的“擎雨盖”是指清朝的官帽，下联的“傲霜枝”则是指他的辫子。其实，辜鸿铭的辫子并不是在清朝时就梳的，倒是辛亥革命爆发，人人都剪去了辫子，他却带起了假发接起来的辫子，以后，头发养长了些，才有了为人们所诟病，而他自己却自鸣得意、孤芳自赏的那条枯黄细小的“傲霜枝”。

在国人心目中以“怪”著称的辜鸿铭，在西方人的眼里却是一位前卫时尚的人物。“宁可不见紫禁城，不能不见辜鸿铭”。这是当时外国到中国来的“文人”和“坊间”流传的一句话。辜鸿铭人生经历不凡。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这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无人能比。 另外，他还精通九国以上的语言，拥有十三个博士学位。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一生只和两个中国人通过信，其中一个就是辜鸿铭。印度的圣雄甘地称其为“最尊贵的中国人”。美国当代汉学家艾凯说过：“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辜鸿铭的一生是潇洒的，他游历世界各国，早年受西方浪漫主义（这里所说的浪漫主义不是和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相对立的那个浪漫主义）影响，对西方康德等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理论有深刻的研究。辜鸿铭的一生又是矛盾的，他是最早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人之一，后来也是极力主张抵制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被人称为当时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正是由于他对五四运动等激进主义的批判，他对袁世凯当局的批判，他对于君主制的推崇，对于“中国历来都是人治，而不是法制”这一看法的坚守，对于“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的看法，渐渐以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

这位祖籍福建同安的大学者，1857年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侧的槟榔屿。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而这个几辈子惯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家庭也让辜鸿铭继承了西方人的潜质。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英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他几乎是一个完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1873年至1874年之交，辜鸿铭考入了英国古老的名牌大学----爱丁堡大学的文学院。1877年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文凭。当时，要拿到这一文凭，必须通过拉丁和希腊两门古语、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众多科目的学习和考试。而当他拿到这一文凭的时候，他才年仅20岁。而在这一时期，他从未接触过中国的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直到后来他在张之洞幕府中才接触到中国文化。当时的他甚至对入门的东西都不了解，他请教别人，别的幕僚大多不理不睬。后来由于张之洞的特别赏识，帮助他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补习。辜鸿铭进步飞快。也许是中西文化相通，他发现儒家的很多东西和他所坚持的西方浪漫主义，反功利主义的内容是一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重战争灾难，深深的触动了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功利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看到了西方之间的混战是怎样的残忍。这其中也包括辜鸿铭。再加上近代西方由于船坚炮利，产生的种族优越感，更加触动了辜鸿铭的民族自尊心。不可否认，他的很多看法是偏激的，不过他的很多看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他对于西方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由于科学的发展使西方人对宗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西方是政教分离的，虽然他们二者之间有联系，而中国不是以宗教为主导治国的国家，如果非要拿出中国的宗教，儒学在精神上其实就相当于西方宗教所起到的作用。

辜鸿铭对“古典中国”确实是有着“骸骨的迷恋”，这让他几至于迷醉，几至于迷失，几至于癫狂。他从世俗生活的层面，运用他超人的智慧，在一些生活细节方面大做文章，甚至到了强词夺理的地步，为中华文化的优越性进行辩解。有一位西方的妇女曾经问辜鸿铭：“那既然一个男的可以有很多个女人，那女人也可以有很多个男人了？”

辜鸿铭回答：“男人好比是茶壶，女人恰如是茶杯，夫人见过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还有一次，一个德籍洋太太在洋人举办的宴会上，也曾以同样的方式质询辜鸿铭。 辜回答：“汽车有四个轮子，府上备有几个打气筒？”辜鸿铭的“茶壶茶杯”论一出，被当时的很多人传为笑谈。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这个笑话，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个笑话的源头在辜鸿铭。 关于这个笑话，当时的另外两位名人也与之有点关系。据说陆小曼和徐志摩结婚后，担心徐多情不专，于是对徐说：“志摩，你可不能拿辜老先生的譬喻来做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数人公用，牙刷只允许个人私使。我今后只用你这只牙刷来刷牙，你也不能再拿别的茶杯来解渴！”足见辜氏的“茶壶杯论”已经在当时的文化界流传开来。辜鸿铭的外语极好，精通九门语言。在这里还有两件趣事。一次参加张之洞宴请外国人的宴会，两个外国人说私话的时候，就用英文私自交谈。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商量办法，谁料想在一旁的辜鸿铭立即以英文插话。他们又改用俄语讲话，辜鸿铭又以俄语作答。两个外国人当时被惊呆，老老实实不敢耍花样。辜鸿铭在欧洲的时候坐火车旅行，看德国的一份报纸，把报纸拿倒了，火车上的几个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道：“这个白痴的中国佬，报纸都拿倒了”。另一个回答到：“我看这人是看不懂，故意摆谱。”辜鸿铭看了他们一眼，用一口地道的德语说道：“你们的文字太简单，正着看没意思，我只好倒着看。”又训斥了那几个德国青年一顿，把那几个人弄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对西方人是没什么好感的，处处找机会戏弄当时的西方人。清末民初有两个人辫子最为出名，一个是辫帅张勋，另外一个就辜鸿铭。话说后来张勋复辟的时候辜鸿铭还帮过张勋的忙。关于辜鸿铭的这条辫子，还有件趣闻，他在北大教书期间，学生们无一不嘲笑他的辫子，他对学生们说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无疑这些生活当中的逸闻趣事留下了许多供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后来人谈论和评价辜鸿铭最生动和鲜活的材料。

尽管围绕辜氏有很多逸闻趣事，必须明确一点，作为一个学问家辜鸿铭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教并不是盲目的。他所推崇的主要是先秦哲学思想，主张的是孔孟之道，而对于程朱理学的那一套，他认为是对“儒学的错误理解”。要知道，他所说的封建制度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政治制度，而不是之后，之后的是专制，而不是封建。要知道，在先秦时代以及秦代是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历史人物没有绝对的黑白之分，更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而自从汉朝之后就不同了，从汉朝时代开始，出现了大一统的思想，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司马迁的东西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不过辜鸿铭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倒没引起多大的重视，因为在当时一味西化的思潮之下，没多少人重视他的言论。而他的思想在西方学术界却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之后，被翻译成了西方多国文字，尤其是在德国，当时留德学生沈来秋，后来回忆说：“在德国，我走过不少城市，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他们一般都对中国人表示好感，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对于德国的基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德国的新康德学派中，有不少人对辜鸿铭推崇至极。要知道，在德国那样一个盛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国家，在一个哲学神经最为发达的民族，这种行为的确值得深思。它起码表明，辜氏的思想一定还有为中国人过去所不曾了解和重视的价值之面。辜鸿铭的学术思想之所以在西方有知音，是因为辜鸿铭在西方求学的学术背景，让他提前看到了西方社会工业化以后，文明却走向堕落的“荒原现象”，还有那种物化的社会潮流，必定会带来情欲和腐化的浪潮。他被当时的中国文化界看成是守旧派，而在西方世界却被视作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的“先锋派”，这正是他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的原因。他与极少数西方智者同样意识到，这种社会文化“荒原现象”，也是人类即将面临的又一困境。他于是转过身来，企图用古老的东方文明，为堕落的西方文明开出拯救的药方来。对于那些关注西方现实问题的学者们来说，辜氏的观点也正合心意。他们不愿看到一边是花天酒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边是炮火连天，哀鸿遍野，血流成河交织而成的文化“荒原现象，”也不想看到古老的东方国家四维将裂，天柱欲折的文化颓废，而是沉浸于无限美感，优雅和精致的东方文化梦幻之中，安慰着各自迷茫的心灵。然而当时的中国外部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凌辱，内部则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此时大谈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则是极不合时宜的。因此头上顶着一条辫子的辜氏，满口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招来人们的非议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辜鸿铭迷恋中国文化的优雅，精致和华美，却又对中华文明之中的糟粕和腐朽现象故意视而不见，有时甚至强词夺理加以维护。用他坦率天真的性格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传播中华文明，在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面前，虽然显得有点人单式微，但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共鸣。辜鸿铭天真，西方的 和学者们则更为天真。他们对中国知识界将辜鸿铭看成是封建落后文化的代表人物很不以为然，倒是把辜鸿铭头顶那条自诩为“傲霜枝”的枯黄细小的小辫子误读为前卫艺术家的披肩发，小抓髻，甚至把他的思想误读为现代派，先锋派艺术的源头。这让中国的学术界感到大惑不解，有些激进的革命文人甚至怀疑这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用赞颂我们的落后，来阻止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围绕辜鸿铭，一连串的文化悖论，将东西方的文化学者们给搞得晕头转向。

作为一个学者，辜鸿铭虽然身上有各种令人感到怪异的举动和表现，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还是做出了独到的贡献，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他崇尚华夏文明，利用自己通晓中西文化的优势，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华文化。他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华是“以礼来自我约束”。他赞誉中华文化具有深沉、博大、简朴和灵敏四种美德，并主张用中国的儒家思想来治疗西方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当西方学者批评中国人缺乏精确的习惯时，他反唇相讥，中国人过着心灵的、情感的生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于执着于头脑的、知识的生活。他学贯中西，方能道出一番番惊人之论，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对于这样一个内心充满矛盾，且学问一流的大家，在他深爱的祖国，生前不被人们理解，死后遭人讥讽的现实还在延续，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至少有一点我们还是应该学习的，在那个惧洋，崇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反其道而行之，对西洋文明进行了超前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批判，还引来了西方有识之士的喝彩，这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走出轶事的误区，从学术层面还原一个真实的辜鸿铭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