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无适欲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陶渊明在公元405年年底自彭泽归隐后生活的写照。陶渊明是古代最着名的隐士兼田园诗人，也是隐士中唯一的另类。他的谥号为“靖节徵士”，意为归隐田园，为自己“守节”，不干东晋的事。所谓隐士，意即隐逸之“士”也。不做官就是了，衣食自是无忧，不需要下田干活的。有的钓个鱼什么的，也就是做做样子。等到名声大了，和“在朝”的当权者远程唱和，“帮闲”和“帮忙”，收益更是可观，最阔的还号称“山中宰相”呢！而陶渊明公则不然，他虽然“误落尘网”许多年，但做的是镇军参军、彭泽令之类的小官，并未显达，也没什么“收成”。所以陶渊明之归隐，确乎是由“劳心者”变为“劳力者”，并非回乡高乐去了。

“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小日子似乎过得梃温馨醉人的。其实不尽然，遇到灾年，他同样挨饿受冻，“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还不如杜甫“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幸”。

田园生活如果不涉及劳作，确乎令人神往。现在的“小资”，最喜欢“采摘”和“农家乐”，一有空就开着车往郊区跑。就是古代的统治者，声色犬马腻了，也是喜欢“大自然”的。《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修了座“稻香村”，圆明园四十景，不是也有“武陵春色、多稼如云、北远山村、坐石临流”等名目吗？可如果再来个“上山下乡”，谁也不会去的。

苏东坡最爱陶诗，但并不解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固然不错，但“开荒南野际”、“种豆南山下”之类，苏轼是绝不肯力行的。好在陶渊明无需勒紧裤腰带买房子，他原先就有“草屋八九间”；他也无需另外租地种，方宅（自留地）十余亩，足够他忙活。归隐后，生存的压力还不算很大，自己种点儿，亲友再接济点儿，差可勉强。

陶渊明品格高洁，诗文上佳，但亲自干庄稼活儿，却是外行。所以刚归隐的时候，生活还不错，之后又是家宅着火，又是灾荒，又是战乱，再加上家里人口多，胃口好得“如狼似虎”的儿子就有五个，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写《归田园居》时，是在刚归隐后不久，日子还过得去，但陶渊明心里已有隐忧。“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明显是庄稼侍弄得很差，干活也很笨拙。“桑麻日已长，我地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世人多以为，这是陶渊明忧虑守不住气节，仍要回归“官场”。其实不然，陶渊明忧虑的是“劳而无功”，将不免于饥寒。后来，因晚年无力耕种，生活越来越困窘，最后连饭也吃不上，酒也喝不上，有好朋友来看他，留下些钱，他能放下身段，接受馈赠，并马上把钱存在酒肆里，以便随时取饮。安郡太守颜延之是他老朋友，常一起喝酒，曾以两万钱相赠，他就愉快的笑纳了。

陶渊明是个真隐士，追求诗意的栖居，注重“隐”的本质——回归人性，而不是唱高调。“谁能饥不食？谁能思不歌？”《归田园居》之第一首，讲的是田园之乐，等到生活困顿，诗文的色调，难免也黯淡了一些。如《乞食》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尴尬就别说了。可等到邻人热情接济，陶先生的喜悦也是溢于言表：“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就连陶先生临终前写的《拟挽歌辞》，竟也调侃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从心灵层面上说，陶先生之“守节”，不是“苦守”，而是“守”得很达观，很平易的。当然，在没酒喝的时候，他也会吼几句“先师有立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五成颜”，但这仅仅是自我安慰而已，人之常情。公元427年，他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生命历程，从此不再忙衣食。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亦陶渊明之谓也。谥其为“靖节”，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