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最后一次被罢相时，耿耿于怀的不是“始终以为新法不可用”的司马光，而是原先“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的吕惠卿。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史载“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此寥寥数字，使人如见王安石那时对人对己的怨恨和悔恨的心绪。

对于吕惠卿其人，其实朝野早有非议。司马光说他“险巧”，吕公着说他“奸邪”，连王安石的同胞手足王安国也“以佞人目惠卿”。但当时的王安石听不进去，因为吕惠卿对他处处迎合。改革之举开风气之先，自然难以十全十美，而吕惠卿连这不全不美之处也一概迎合。因而，在王安石看来，吕惠卿无疑也是“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的“最亲密的战友”。于是，谁对“新法”有微词，谁就是反对改革；谁反对吕惠卿，谁也就是反对王安石了。王安石极力援引吕惠卿，使他“骤至执政”，大概就出于这样的心态。

早在吕惠卿处处迎合王安石，而王安石又极力援引吕惠卿之时，司马光就写信对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光确实很有眼力，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就被他不幸而言中。王安石首次被罢相之后，“惠卿得志，忌安石复用，遂欲迎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王安石复出之后，吕惠卿又告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这罪名相当吓人，不仅说王安石完全背弃了主流正统之儒学，而且说王安石欺骗、架空以至抗拒、要挟皇上，无疑是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全面攻击，而这全面攻击之论，恰恰就出于当时处处迎合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之口，没有政治洞察力的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王安石怨恨“福建子”，怨的或许只是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王安石“深悔为吕惠卿所误”，悔的或许也只是没有想到原先处处迎合自己的吕惠卿竟然会卖“王”自售。假如吕惠卿尚未使出这最末的一手，王安石或许还会把他当成是“最最亲密的战友”，但吕惠卿日后卖“王”自售的根子其实早就隐藏在当初的处处迎合之中。处处迎合，并非就是衷心拥戴。对于吕惠卿来说，万物皆备于我，王安石也不过是为他向上爬而备的阶石，这阶石一旦成为累赘，是难免要被他一脚踢开的。处处迎合，也并非就有利于新法的推行。例如，“青苗法”出台之时，就有苏辙提醒，要警惕“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止”；实施之中，又有韩琦相告：“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对此，若能及早防范，“青苗法”或许能够取得预期有效果。然而，吕惠卿的处处迎合，使本来就认定“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变得刚愎自用，使本来可以防范的弊端形成气候，而一旦形成气候的弊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吕惠卿的全面攻击，对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就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与其说是夭折在司马光或别的什么“保守派”之手，实在不如说是夭折在吕惠卿这种借改革以营私的小人之手。

王安石是应该怨恨这个“福建子”的，是应该悔恨为吕惠卿这个“福建子”所误的。

然而，与其事后“深悔”，不如事前不恋“顺适之快”而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