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敌，抓了还要放，用本国战士生命打下的争议领土，占了还要退回去，此所谓“中原王道”——“中国式外战”主要特点。

譬如在历史上得到普遍赞誉的“诸葛亮南征孟获”。就是鲜明一例。

《三国志》记载，“七擒孟获”发生于公元225年，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场战事，史学家多做出正面评价，甚至可以升华为儒家文化“仁者无敌”。

诚然，诸葛亮南征的“闪光点”名载史册。诸葛亮在南征时采取的“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战略，展现了“正统汉才”的魅力。诸葛亮的“手段”，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治军偏重于法，理政则偏重于儒，但其核心思想仍为儒家思想。面对周边甚多否认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对策，体现了中原王道的宽仁。这对于收服“南夷”的人心，无疑起到了正面作用。彝族首领孟获最终对诸葛亮的“王道”感佩不已，那里不仅有“智勇”，更有“仁义”。

然而，后人在总结“诸葛亮式的外战”成功经验同时，往往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诸葛亮式的外战”既有长效的正面影响，也有一个长效“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是“疾在腠里”，只是不经细观，不易察觉。

诸葛亮南征，又称南中平定战，主要征战对象是南方彝族叛军，由于战争发生在先帝刘备夷陵大败、蜀军元气大伤之际，所以南征军力有限，总兵力大约在3万人。

战役结束后，蜀军“不留兵，不运粮”，孟获“因祸得福”，被正式授予官府要职——御史中丞，诸葛亮不留兵，是想“净身出户”地走出南中，但是，他还是留下了“非物质遗产”，这个遗产就是——“因夷而贵”、“因犯而养”的范例。

诸葛亮“夷人治夷”，对拉拢当地人心是有好处的，但震慑力却大打折扣，尤其是对于犯汉的外族虽然不是一场大战役，但毕竟派出了3万军人，血淋淋的战争，变成了“捉放游戏”，没人计算这场“游戏”中，汉军死了多少人，但是七场厮杀，连野兽大象都上阵了，不可能是“兵不血刃”的虚拟战争。蜀汉军人的生命如此无辜，自己队伍的人命如此不值钱，就为了陪孟获玩？夷人不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恩”有了，“德”发扬光大了，但“威”何在？

至此，“诸葛亮式外战”的两个副作用暴露明显：一是德有余，威不足。二是夷敌优待。它发出的是“犯境夷狄，反得优待”的信号，这种模式成为传统，就会长效作用，把“夷”惯坏。

事实也确实如此。“诸葛亮式外战”其实是自汉以来，受到儒家洗礼的中国军队，确立的对外征战的一个基调，“怀柔远人”、“尚德抑武”之经，为对外征战的汉军牙齿装上了“牙套”、自律了“耀武扬威”的手脚。

推崇“仁、义、礼”的儒教先师孔孟二人，得到终生的待遇是“敬而不用”，而将他们大国对待小国的主张——“怀柔远人”“尚德抑武”施行，很可能得到与他们境遇相似结果——“敬而不畏”。

可以想见，如果诸葛亮征讨的是北方“嗜血难驯”游牧部落，无论怎样感化，是很难“喂饱”对方的。到头来得到的，极有可能是“东郭先生”的下场。

诸葛亮南征之后，孟获不再反，不排除是感化的原因，但更不可排除的，是利益的换算，小小部落首领，没有失去一寸疆域，并且增加了待遇，享受着蜀汉“大国”的“贡奉”，比抢来得还容易，还香甜，优哉游哉，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