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而文治武功，也就成为历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仅仅就是因为，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在马上取得天下之后，还能以同样的暴力方式来统治天下，安抚子民。当年，蒙古铁骑曾一度踏破欧亚大陆，威名远播异域他乡。其武功盖世，自古未有。但蒙古人建立元朝不久，却被以朱元璋为代表的各路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翻在历史舞台上，蒙古雄鹰的弯刀尚未来得及放回刀鞘，就在不加思索中斩向了自己的头颅，曾经的辉煌如同昙花一现，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惨痛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面对飘摇欲坠的没落王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以非法和暴力的手段砸烂一个旧世界，虽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但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民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治理国家，统御四海，仅靠武力永远都不是长久之计！

这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不仅是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仰仗于法律上的公平正义。

令人遗憾的是，执行法律的轻重缓释并不能让所有司法者很好地把握。不是律法制定得不够明确，而是执行这些法律的当权者和代言人，时常会凭借着个人喜好和暂时的政治需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对待法律条文，不是举之于天，就是按之于地，让法律本身固有的独立性反复予以强化或者是削弱。

每当此时，就总会有“逼上梁山”的违法行为出现于公众视野，并成燎原之势。灭亡，也就成为大势所趋了。这一点，秦朝表现得尤其突出。客观地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也都是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其历史功绩如星光璀璨，不可磨灭。之所以二世而亡，不是因为制度本身不好，而是源于不加节制的“暴政”，法律执行上的极端苛刻，让老百姓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苛政猛于虎”的社会现状，让人人处于高度自危和极度恐惧之中。

在这种大环境下，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高压之下，必有暴民。很显然，催生暴民一再出现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执行和使用法律的暴君和酷吏。先有暴君，后有酷吏，继之才有暴民。事实是，“乱世当用重典”这句看似无可辩驳的至理名言，却一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屡试不爽的“借口”，并不断摧残着社会风气，道德人生。当然，我们也庆幸的看到，汉朝在取代秦朝之后，还是本能的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的，一度实行了休养生息、清静无为的政治策略，尤其是后来的“文景之治”，使社会得以发展，经济得以繁荣，政治得以稳定。

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酷吏”的。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就已经非常强盛了。此时的刘彻，在耳闻目睹了外族入侵的屈辱之后，一改先祖“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膨胀了的民族自豪感，让刘彻先生独尊儒术，并不断开疆拓土，对外用兵。对内，为了打压外戚专政，重臣专权，则采取了咄咄逼人的高压政策。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西汉最为着名的酷吏张汤也就在雪藏之中浮出了水面，这个以“酷吏”着称于世的代表性人物，直接影响了整个汉武帝时代的法律走向。不可否认，张汤的确是一个不畏权贵的豪迈人物，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司法手段，惩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层贵族和地主阶级并震动朝野。但就是这样的酷吏，对一般百姓，反倒是极为宽容。因此按说，这样的人物是不应该与酷吏混为一谈的。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先生还要别出心裁地搞了个《酷吏传》，将张汤也列入其中呢。

仔细想想，其实也并非全无道理，根本的一条就是张汤有个唯皇上之命是从的坏毛病。这时候的汉武帝，为了推行自己的政令，无限上纲地夸大了法律的功用，而张汤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汉武帝扫除一切政治障碍的“急先锋”。故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张汤效命的只是皇上一人而已，并非法律本身的神圣与尊严，维护的也只是上层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一时之需。

酷吏是政治的产物。所谓的法律，不过是最高法官（皇上）惯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此时的法律，因其极度亢奋而产生的巨大能量，虽然暂时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却也为当时的法律建设带来了不可回避的破坏作用，于老百姓既毫不相干，也毫无益处。辩证地看，张汤无疑还算得上是一个正直的“酷吏”。而唐朝武则天时期的来俊臣显然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据载：“来俊臣，少时凶险，不事生产。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成为武则天在政争中的鹰犬”。无论何人，一旦落到他手里，就如同下了地狱，来俊臣就是地狱里的阎王，他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在这里，正义、法律、人道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一群恶魔在随心所欲。纵观历史上的所有酷吏，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变态、最丑陋，也是最血腥的一个，其手段之残忍已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着名的“请君入瓮”的典故就是出自此人。

问题在于，政权的巩固不可能长久依赖于酷吏，一旦朝廷达到了既定的政治目的，需要稳定社会秩序的时候，也就不需要所谓的“酷吏”了。当然，张汤和来俊臣，绝不可同日而语，之所以将其相提并论，理由无非就是，忠诚也好，奸邪也罢，其命运归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得善终。张汤虽是廉吏，却更是酷吏，巨大热能过后，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被人诬陷下狱。张汤，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酷吏，直至坐到了被告席上，才真正体会到了百口莫辩的残酷事实，最后只能以自杀告终。而来俊臣，后来也被武则天要了脑袋。

张汤和来俊臣，同为酷吏。在本质上既相同，又有所迥异。说是相同，是因为服务的对象和发挥的作用决定了，他们都是高层政治斗争中的一张王牌。要说不同的话，那就是来自人性上的区别。张汤带了一些正义元素，且是法律大家。相反，对于来俊臣来讲，法律只是一种摆设，可有可无，只要善于残杀与凌虐就足够了。其实，法律还是那个法律，仅仅就是因为外部环境改变了，量刑的尺度就有了天壤之别。抛开诸多因素不讲，单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历史的倒退。

历史就是这样，当政治高于一切，也就无所谓法律不法律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法律，公平正义当然就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