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国学》2009年第1期 作者:何三坡原题为:屈原之死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抑郁症 多年前,看过海派文人朱大可先生写过一篇关于屈原的文章,说屈原之死死于谋杀,我过目不忘的原因是这个说法很好玩。它不只表明了一个写字的家伙具有侦探方面的才华,也漫漶着一个海派文人的思维乐趣。但老实说,朱先生这个说法不能当真,它缺乏科学精神,尤其是把屈原推衍成个同性恋的结论太过惊世骇俗,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好在我不把朱先生当学者,照旧喜欢看他的文章。 屈原之死,是文化史上的悬案,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明清时期考据派的说法太离奇了,不说也罢。光是主流的说法就有十几种之多。而在十几种中,广为流传并渐成公论的是下面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死于悲愤”,持这种说法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与班固,班固在《离骚赞序》写道:“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则借屈原之口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这种说法太情绪化了,与其说是一个诗人的死亡真相,不如说是两个史官的现实之悲。懂点掌故的人都晓得,班固一生,曾有过两次进局子的经历;而司马迁因为替朋友李陵在朝堂上向皇帝说了句求情话,竟然被皇宫里的手术师割下了睾丸。悲愤是肯定的,但恐怕与屈原之死无关。 第二种说法是“死于殉国”,持这种说法的是宋代的朱熹与清代的王夫之,朱熹在《离骚经序》说:“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王夫之在《楚辞·九章通释》的序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是儒家文人,跳不出忠君爱国的框子,这样的想法符合他们的立场。 印象中,郭沫若也一直秉持此见,并由此编了一出话剧。可怜的屈原被鼓捣成了个黄继光似的爱国英雄,而楚怀王的小老婆与张仪的三角恋却搞得轰轰烈烈。一个流氓才子的想象力把一段糊涂的历史弄得愈发暧昧不清。 屈原究竟是死于情杀?死于仇杀?死于他杀?还是死于自杀?要弄清这个案子,窃以为当从文化着手。大家想想,谈一个文化人不谈文化,那不是扯谈吗? 所以,对不起了,让我来冒充一次文化人试试。 春秋一代,最流行的文化当属巫蛊,跟今天的娱乐文化差不多。从夏朝开国皇帝启,到商汤,都是萨满(当时的大巫师),莫不以巫术治国,而周朝的文王,甚至写了一本《易经》,直到今天还在神经兮兮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战国末期,作为文化正统的血脉,巫术在享受它最后的光荣。而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掌管天文、农事和历法)事实上就是国家的大巫师。这个巫师工作之余热爱写些让人半懂不懂的文章,那些文章被后代人叫着楚辞,其中的《山鬼》《招魂》可以看着是巫术文化的钻石和挽歌。说它是钻石,是它的造诣登峰造极;说它是挽歌,是此时已是战国末期,以秦为代表的强悍嗜血的法家文化浊浪高涨,这种弃绝仁义、功利世俗、泯灭信仰的文化来势汹涌,威逼到了整个南方巫蛊文化的房梁。完全是一副洪灾袭来前的样子。 作为南方最大的知识分子代表,屈原在洪灾到来时处境凄惶——他得罪了领导,遭到了流放。他将怎么办?他不想同流合污,也不能出国旅游,还不想去山间修茅屋,带上个美女看月亮。他做了个惊天动地的选择:跳了江。他这一跳不要紧,把一国的人都跳傻了。就像民国初年清华大学的观堂先生一样。 公元1927年6月2日,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人们对观堂先生之死一时传说蜂起,最后陈寅恪写了几句上好的挽辞作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这个说法高深莫测,让所有人陷入了沉默,他是一个文化人在说文化,而不是新闻记者报道死亡,所以我说是上好的挽辞。但有一个事实:他对王国维教授的身体状况避而不谈。 屈原的情况要明朗一些,他是个诗人,有用文章表达情绪的习惯,在他写下的文章中表明,在受到下放后,他的反应很是激烈,开始哭泣,不安,失眠,披头散发在江边乱走,弄得挺吓人。种种迹象表明:屈老夫子陷入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这个抑郁症不简单,发展到最后能发展成一个叫做跳水的运动项目。这种运动项目在国外又被称作非正常死亡。 从此,这个抑郁症就得到了广泛蔓延,几千年来,它就像一件文物一样,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神秘而又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如果给因患抑郁症而死的中国知识分子写一份名单,我估计写出来差不多比裹脚布还长,我因为犯懒,不愿意在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理想都是一样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形象都极易辨认,都是喊着忧国忧民的口号,挂着忧心忡忡的表情,忧到最后他们的表现也是一个样子,那就是:有饭不吃,有觉不睡,有恋爱不谈,有快乐不要,有生命不珍惜,有老婆孩子不管,一心只想那个跳水的运动项目,但求一死。 所幸庄子、陶渊明、林语堂、王小波们没有患上这种抑郁症,他们看清了这场文化把戏,洞悉了尘世的奥秘,知道享受生命的快乐,体会智慧的趣味,聆听自然的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