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于河南濮阳市御井街西侧的《回銮碑》，又称《契丹出境碑》。碑文系宋真宗的一首诗，由当时的宰相寇准书丹。该碑草体竖刻，分为三行，每行四句，字大如拳。《回銮碑》作为一通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宋辽签定和约，双方从此化干戈为玉帛的特制诗碑。因签约之地在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市），春秋时称“澶渊”，故此次和约又被称为“澶渊之盟”。

该碑刻立时间应是北宋景德元年（1004（1004），契丹人在萧太后率领下大举南侵，直逼宋都汴京。朝中一片恐慌。以寇准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主逃派斗争十分激烈。懦弱的宋真宗立场摇摆不定，几次想退却逃跑。宰相寇准一方面用“饮笑自如”来宽解宋真宗的畏惧，另一方面则坚决主张“帝幸澶州”。最后主战派胜出，宋真宗开始“御驾亲征”。当他登上澶州北城门楼时，宋军群情振奋，随后一举乘势击败辽兵。辽感到短期内击败宋军无望，决定求和。经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结成兄弟之邦；鉴于当时辽的实际执政人是萧太后，皇帝是辽圣宗，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以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岁币”向辽交纳；辽确保不再骚扰宋朝边境。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澶渊之盟”。盟约的订立，使宋辽之间自此维持了长达百年的和平。

《回銮碑》的碑文，就是宋真宗在班师回京途中写下的。全诗如下：我为民忧切，戍车暂省方。旌旆明夏日，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重助顺，回旗跃龙骧。诗文的意思是说，自己怀着为民解忧的愿望御驾亲征；讨贼的大军兵多将广，武器精良；尽忠尽节的雄师劲旅，把敌人打得落荒北窜，如同坚冰压倒巨浪，春风吹来吉祥；边境和平，军民安康；正义自有天相，凯旋之师浩浩荡荡。

对于“澶渊之战”和双方签订盟约的全过程，《宋史》中的《寇准传》和《真宗纪》都有记载，而尤以《寇准传》最为详细。应该说，对于这段历史，《宋史》确实体现了“实录”精神。比如《寇准传》，在记述这一事件全过程的同时，以文学的白描手法刻画了宋真宗、寇准这两个主要人物，使投降派与主战派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听到辽人南下逼近时，“帝大骇”；寇准要求真宗“幸澶州”鼓舞士气，而“帝难之”；銮驾走到南城，寇准要求过河，而真宗“不决”；当辽兵受挫“密奉书请盟”时，宋真宗马上“将许之”。相反，身居宰相的寇准始终谈笑自若。尤其在双方相持的日子里，他终日“饮博，歌谑欢呼”。可见，无论北上亲征的过程，还是盟约的签订，宋真宗的懦弱无能和妥协退让都是一一贯之的。而寇准则表现出了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英勇气概，尽管他最终未能改变盟约的屈辱性。另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澶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在行宫大宴群臣，而且“帝作回銮诗，命近臣和”，表达了实现和平的喜悦心情。该诗后被勒石立于澶州城内，即今天我们见到的《回銮碑》。尽管历史的沧桑使该碑面目全非，只剩上半部，但他却成为“澶渊之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惟一物证。

皇帝志得意满，而在此次征战中立有大功的宰相寇准事后却接连遭殃。由于为人过于耿直，寇准先后被贬为通州司马、衡州司马和雷州司户参军，最后抑郁而死。宋真宗到了晚年虽有所醒悟，临终时说：只有寇准是可以依托的。遗憾的是，在宋真宗死后第二年，寇准就死了。现在只有《回銮碑》可作为他们君臣当年相得的佐证。

纵观寇准的仕途，可谓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被贬雷州，病死于当地。究其原因，有人用6个字来概括之：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要见仁见智了。

其一，气焰凌人。“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充分膨胀，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早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皇帝。可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寇准委以重任。相比之下，谁小人？谁君子？一目了然。

其二，太过较真。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惜。由于为人太过较真，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却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

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的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山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落得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借机整人，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其跌宕起伏的坎坷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