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以王旦的道德水准，不至于被一壶珍珠收买而违背良知。老实的王旦以为，帮助真宗了却封禅泰山的心愿，他也就安心于国家大事，不再折腾了。可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旦完全错了。

　　大中祥符元年的泰山封禅，只是真宗皇帝自我陶醉、自我膨胀的开始。东封泰山，所有的吹鼓手和参与者都得到了好处。于是乎，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僧道庶民，迅速掀起一股争言符瑞，献媚邀宠之风，史书描写这个场景用了“举国若狂”四个字。今日祥云绕殿，明日百鹤来朝，后天黄河变清、五星同色，各种天瑞纷至沓来，对此大好形势，宋真宗完全飘飘然了。

　　大宗祥符三年六月，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杨举正上书，言本府父老僧道1290人恳请皇帝西祀汾阴祭祀后土（地神），真宗下诏不允。七月，京城文武百官及各界代表三万多人到宫门请愿，请皇帝亲祀汾阴，还是不允。群臣的态度也很坚决，再三上表，真宗皇帝终于决定：来年春天亲祀汾阴。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宋真宗率大队人马西出洛阳、潼关，北上奔赴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后又亲赴华阴拜谒西岳庙，又专程赴巩县拜谒祖宗（赵弘殷、赵匡胤、赵光义三人陵墓），整个行程耗时两个多月。

　　这次西祀与大中祥符元年东封泰山最大的不同，就是宋真宗已经完全放开、无所顾忌了。封禅之时，他还能够放下架子听取大臣的不同意见，努力做出爱惜民力、勤俭节用的姿态。而西祀之时，在遭到龙图阁待制孙奭的激烈反对，张齐贤、向敏中、杨亿、王旦等人态度消极的情况下，真宗下了一道旨意：“执事汾阴懈怠者，罪勿原。”你们这些当权者谁耽误了我的大功业，罪不可恕！有了此尚方宝剑，王钦若、丁谓之流更是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竭尽全力帮助宋真宗粉饰太平。

　　西祀以后的宋真宗几近痴狂，完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封孔子及弟子，封五岳诸神和各路神灵，给老子上尊号，给玉皇大帝上尊号，到处建宫立观，大兴土木。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又假说神仙托梦，给自己找了一个名叫赵玄朗的圣祖，上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真宗声称，赵姓始祖赵玄朗乃“人皇九人中之一人”，轩辕黄帝是他的晚辈，大宋皇帝是他的嫡系子孙。找到了自己的嫡亲祖宗无疑是件大事，于是又一次大赦天下，减税、赐官、加俸，在京师修建景灵宫供奉圣祖，命各地州府县衙建圣祖殿供奉圣祖，岁时祭祀。

　　东封西祀已毕，大家的热情仍是丝毫未减。大宋皇帝崇尚道教，官方在全国各地都建有道观，供奉道教始祖和各路神仙。大中祥符六年六月，三千多来自老子故里亳州的父老乡亲进京请愿，请求真宗亲赴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同样，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宋真宗第三次放下朝政，率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南下赴亳州拜谒老子，并为老子加尊号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初一，真宗向玉帝奉上尊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并命全国官员和百姓在家中设香案祭拜，地方政府还要派专人检查。此时的大宋朝廷，奸臣当道，乌烟瘴气，社会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日渐严重，神道设教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了！

　　大中祥符的闹剧进行了整整九年。宋真宗在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年代里自我膨胀，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这场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带来四个严重后果。

　　第一是倾尽国力。大中祥符九年，大宋爆发了大范围的旱灾、蝗灾。《续资治通鉴》记载：飞蝗掠过京城之时，宋真宗正在便殿吃饭。他抬头仰视，但见飞蝗蔽日，漫无边际。于是默然还坐，闷闷不乐，命左右将御膳撤去。天禧三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大河两岸顿时哀鸿遍野，饿殍枕藉。朝廷出动九万军民，至次年二月才堵住决口。宋真宗瞒得了人却骗不过天，上天和祖宗终究帮不了他。

　　救灾需要大量的钱粮，但是北宋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粮的，钱粮布帛都通过各路转运使司转运至京城，由三司掌管。三司也没有钱，钱都用来东封、西祀、修造宫观了。史书记载，大中祥符二年，京城开始修建供奉天书和玉皇大帝的玉清昭应宫。该建筑群规模宏大，共有2610座建筑，其华丽程度不亚于阿房宫，总耗银近亿两；大中祥符五年，开始修建供奉赵氏祖宗的景灵宫，大的就有两座，曲阜景灵宫有建筑1322座，京师景灵宫有建筑726座，总耗银亦有数千万两；大中祥符二年七月，宋真宗下诏命各州、府、县、监建立天庆观，供奉道教的三清帝君。大中祥符五年，又另各地于天庆观建圣祖殿供奉圣祖。当时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大约有1500个，修建如此众多的道观、宫殿，而且这些宫观政府都要派专人打理，（虽然史籍没有记载）耗费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此外，东封西祠动用大量的人工车马，人力物力、土木工程耗费靡巨，仅一个西祀大礼就耗银390万两。到此时赶上天灾，国库空虚竟至连救灾的钱都拿不出来，十几年太平盛世竟落得如此结局。

　　天禧元年初，新任参知政事李迪对真宗说：“陛下东封之时，下令所过之处不要伐木、修路，将驿站或府衙修缮作为行宫。等到了车驾巡幸汾阴、亳州之时，则大兴土木，花费超过以往的百倍。如今天降旱蝗之灾，大概是老天在儆示陛下吧。”真宗赶忙说：“你说的对，都是那几个人误我。”话虽如此说，当贤相王旦病逝，宋真宗便迫不及待地将王旦有意压制了十几年的王钦若任命为宰相。

　　第二是众鬼上位。《宋史。王曾传》记载，宋仁宗曾经对宰相王曾说：“王钦若久在政府任职，观其所作所为，真是奸邪小人！”王曾回答：“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林特、刘承珪，当时人们称其为五鬼。奸诈邪恶阴险虚伪，确如陛下所言。”而这五鬼，恰恰是宋真宗最信任的人。

　　大中祥符年间的闹剧，王钦若是宋真宗的智囊兼总指挥。王钦若算是个才子，曾受命负责编订总数1000卷、940余万字的历史巨着《册府元龟》，在处理政事方面亦有可称道之处，深得真宗宠幸。但是他人品有问题，为人阴险狡诈，善于揣摩帝意，争功邀宠。与他共过事的同僚，如杨亿、马知节、李迪、王曾等人，大多对他嗤之以鼻。宰相李沆、寇准、王旦等人对他并不看好，一直有意压制着他。前文说过，鼓动皇帝封禅泰山，他是始作俑者。虽然王旦刻意打压，却无法阻止他与一干宵小之徒相互勾结，在封禅过程中上蹿下跳，呼风唤雨，为大中祥符的混乱局面开了个“好”头。根据史书记载，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年间每做成一件大事，王钦若都会加官晋级，其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与王钦若相比，丁谓应该算是大才、天才。他文采出众，博学多才，处事机敏，善于理财，治理地方也很有一套，在遍地庸官的大宋朝可谓鹤立鸡群。但是，有能力的奸人是最可怕的，丁谓做事“多希合上旨，天下目为奸邪”，正直的大臣多不愿与之为伍。宋真宗为粉饰太平而装神弄鬼，作为权三司使的丁谓上蹿下跳，极力逢迎，耗尽民脂民膏。玉清昭应宫规模宏大，原计划十五年完工。他为了争功邀宠，不顾百姓死活，督率群工日夜不停施工，仅用七年时间就提前完工。此外，景灵宫等耗资巨大的项目，大都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的。当然，掌管财政并热衷于土木工程的丁谓也没少捞，后来朝廷抄没他的家产时，搜得的“四方赂遗，不可胜纪”，是个大大的贪官。至于他因小故而与寇准结怨，费尽心机陷害必欲致其于死地，那是大中祥符以后的事了。

　　其他“三鬼”说起来并无大恶。陈彭年是个文人，才思敏捷，做事认真，于历朝仪礼无所不通。朝廷举行各种大典，他自然成了主要的参与者，实际上是替宋真宗背了黑锅。林特也是以精明干练着称，是吕蒙正看重并举荐的人物，尤其擅长于理财。作为丁谓的主要助手，他的错误在于助纣为虐，耗尽公帑。至于刘承珪，他只是个宦官，监领内藏库。内藏库存的是朝廷的储备金，刘承珪“经制多其所置”，把国家以备救急的钱都用来东封西祀修宫观了，到了灾年朝廷反而拿不出钱。此外，钱惟演是个无行文人，仗着与刘皇后（当时还不是皇后）的姻亲关系，献媚邀宠，步步高升。担任陕西、河北转运使的李士衡以善于理财着称，每次朝廷有大的举动时，他总能献上几十万的“羡余”，为此深为宋真宗看重。我们知道，陕西、河北分别与西夏、大辽交界，是战区。那里本就地广人稀，且常常遭受双方军队的骚扰，哪来如此多的“羡余”？无非是搜刮百姓！李士衡此举使各路转运使纷纷效仿，起了很坏的示范作用。

　　第三是养虎为患。宋真宗即位以后，对西北党项部落采取怀柔政策，任命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归还其故地。咸平五年，李继迁集重兵攻陷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吴忠），改名西平府。咸平五年十一月，李继迁在与吐蕃人的作战中中箭，转年正月箭伤不愈身亡。李继迁死前嘱咐其子李德明归附大宋，以图东山再起。李德明很好地执行了李继迁的战略，对外分别向辽、宋两国称臣，对内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同时不断对西北的吐蕃、回鹘部落用兵，逐步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军事、经济实力迅猛发展。此时的宋真宗正沉溺于天书瑞符、东封西祀的大功业之中，对李德明在西北的作为不加防范，坐视其羽翼丰满。日后李德明之子李元昊自立为帝，多次击败北宋和大辽国军队，成为宋王朝的心腹之患。

　　第四是神魂颠倒。兴许是大中祥符折腾过了头，到了天禧年间，宋真宗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天禧后期，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犯糊涂，说过的话转眼就忘，经常无法临朝视事，导致刘皇后逐渐干政。他了解寇准的能力，将他召回任命为宰相，目的明显是为身后事做打算。寇准为了避免日后出现母后干政的局面，私下向真宗建议太子赵祯（即后来的宋仁宗）监国，由大臣辅佐太子处理朝政，宋真宗表示同意。而丁谓为了打击寇准，勾结刘皇后、钱惟演等人在真宗面前百般诬陷诋毁。真宗竟将此前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遂将寇准罢免。乾兴元年，宋真宗自知不久于人世，问左右怎么看不见寇准，完全忘了自己早已将其贬出京城。

　　按说宋真宗有幸生在一个国富民强、能人辈出的时代，有条件成为汉文帝一样名垂千古的有为之君。却为了虚名自导自演一出又一出闹剧，成为后人的笑柄。乾兴元年二月戊午日，宋真宗赵恒崩于延庆殿，年五十五，在位二十六年。宰相王曾为了避免将来还有人以天书瑞符兴风作浪，劝说刘太后将所有“天书”、“瑞物”随真宗一起陪葬永定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