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个鲜卑王朝由此走出草原。这个从草原上崛起的北方政权以武力统一北方，民风淳朴剽悍。北魏立国之初，对中原文化是排斥的，极力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据《北史列传第八（贺狄干）》：“干在长安，因习书读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后狄干至，帝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就是说，北魏道武帝时的一位叫贺狄干的朝臣滞留在秦（姚秦、后秦），为秦国主姚兴所留，在长安读书，通晓《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数年以后，这个贺狄干回到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其举止谈吐乃至服饰都类中国人，风度似儒者，担心此人将中原儒风带入北朝，便把他杀了。

　　时间过了近一百年，北魏又经过五位皇帝，到了孝文帝时代。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毅然放弃祖先崇尚武力的基本国策，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移风易俗，改革北魏。孝文帝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从《北史》中记载的几件事中可一探孝文帝的心迹：

　　1、据《北史列传第七（广陵王羽）》。一次孝武帝对大臣陆叡、元赞等人说，“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宫三载，正欲开导兆人，致之礼教。”又说“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弟子不免面墙也。”就是说，你们都说北人不用读书，我深为这个话感到担忧。我整顿百官在于移风易俗，致兴礼教。我身为天子，何必一定要去中原地区住呢？还不是为了使你们子孙后代渐渐习染当地好的风俗习惯，能多闻多见，增加见识。如果永居北方，以后遇到不好文的皇帝，你等子弟不免粗陋寡闻。孝文帝还是想摆脱荒蛮，革除上世之陋习，建设一个有文化的国家。

　　2、据《北史列传第六（任城王澄）》。在一次朝会之后，孝文帝命令左右侍从退下，对任城王拓跋澄说：“国家兴自北土，迁居平城（今山西大同），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当时北魏官方用的是鲜卑文，今已不存）。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以为何如？”拓跋澄对这件事非常赞叹。孝文帝很高兴说：“任城王便是我之子房。” “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这句话道实出了孝文帝的心迹。在孝文帝看来北方可用武立国，但不能兴文强国，更难以统一国家，奄有南北。这应该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真正目的所在。

　　3、据《北史魏本纪第三》。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授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瞻，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孝文帝长于经学，文学素养极高，清人赵翼在他所着的《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古今帝王以才学着者，曹魏父子、萧梁父子为最，然皆生自中土，绩学少年。惟魏孝文帝，生本北俗，五岁即登帝位，此岂有师儒之训，执经请业，如经生家所为，乃其聪睿夙成，又不可以常理论者。”将孝文帝视之为天才。这么一个好学的皇帝，如此崇尚中原文化，有着极高的精神追求。所以他都洛阳，习周礼，用汉文，希望对国家重武鄙文的风气有所改变，完全顺理成章。

　　孝文帝迁都洛阳在北魏朝野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迁都。那些贵族豪门、大臣精英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复讨论定不下来；那些已习惯于原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老百姓也不愿意到陌生的环境当中，无拘无束习惯了。孝文帝知道这个从草原上崛起的民族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的，据《魏书列传第十九（于烈）》：“及迁洛阳，人情恋本，多有异议，高祖（孝文帝）问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管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高祖（孝文帝）曰：‘卿既不唱异，即是同，深感不言之益。’”对大臣于烈的这种中立立场，孝文帝已经深感之益，说你不反对，就是赞同，可见当时的阻力有多大。凡是改革都会面临“人情恋本”这样一个问题。

　　重大的决策从来都不是讨论能够决定的。为迁都洛阳，孝文帝可谓煞费苦心。太和十七年，即公元493年，据《北史魏本纪第三》。这一年九月，孝文帝南伐中原，经过洛阳，他“周巡故宫基迹“，“壬申，观河桥，幸太学，观石经”。“丙子，六军发轸（大概是一种纪念活动），丁丑，帝帝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议迁都计。”就是说，魏孝文帝发京师步骑百余万南伐，至洛阳，停留数日，这天帝戎服执鞭而出，群臣稽首于马前，请求停止南伐。孝文帝说这次南伐，动静很大，动而无成，怎么向后人交代？若不南伐也可以，但要迁都洛阳。这都是孝文帝的策略，据（《北史列传第六（任城王澄）》：“帝外示南伐，意在谋迁。”可谓一语道破。

　　历史上，北魏孝文帝在政治上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将都城从平城（今大同）迁到洛阳。公元494年十月初七，北魏孝文帝亲自去太庙祝告，责成高阳王拓跋雍和于烈奉迁神主到洛阳，十月初十，开始从至城（今大同）出发，正式迁都洛阳。

　　关于拓跋宏将都城从代地的平城（大同）迁往洛阳，《北史》有这么几条记载：

　　一、“（太和）十八年，二月，甲辰，诏谕天下以迁都意。”

　　“（二月）壬辰，帝临太极殿，喻在代群臣迁移之略。“

　　二、（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经比干墓（位于今天河南新乡），亲为吊文，树碑刊之。”

　　“（十一月），乙丑，车驾至洛阳。”

　　三、“（太和）十九年，六月，乙亥，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六月），丙辰，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这条政策实际上是断了这些北人的退路。

　　“（六月），戊午，诏改长尺打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习周礼，用汉文。

　　四、“（太和十九年），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五、“太和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元氏。

　　在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北魏孝文帝迁都的“线路图”，孝文帝在二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迁都洛阳这件大事，以后又颁布诏书，凡迁入洛阳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河南，这就断绝了这些草原人的后路，永做中原人。这个意义很大，它完成了一个草原边地少数民族政权向中原正统的政权的过度，太和二十年，孝文帝把姓也改了，将拓跋氏改为元氏。决心之大，可谓改天换地。

　　孝武帝迁都洛阳，有国家战略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文化教化上的考虑，孝武帝力争改变北方民族粗犷、剽悍的民风，欲将北方少数民族融入到中原儒家文化当中。但事物从来都是有两面性的，对此，清人赵翼看的清楚。他在其着作《二十二史札记》中说，“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故不惮为之举也，然国势之衰实实始于此，一传而宣武，再传而孝明，而鼎祚移矣。盖徒欲以文治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驰也。”孝文帝迁都改风，结果导致武备松弛，虽然他想以文治比肩古代贤王，但事实是孝文帝迁都以后，国势便开始衰落。三十四年以后，北魏瓦解。

　　从北魏道武帝到孝文帝，一前一后，两个皇帝，做法截然相反，一个注重武备，立国百年，使北魏王朝的国势达到一个顶峰；另一个注重文事，然而迁都洛阳之后，时间仅仅过去三十多年，北魏亡国。我们不能说北魏之亡就是因为孝文帝移风易俗、重文轻武，也不能否认迁都洛阳的积极意义。但是孝文帝多少有点理想主义情怀，这是是肯定的，同时他过于重于文事，武备渐驰，危及国家，这也是事实。后来的北宋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吸收外来文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变法革弊，需慎之又慎。崇尚文化治国者确有其天真的一面，北魏最终文存而国亡，教训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