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哥下南洋，引经据典，妙语连连，“郑和下西洋”之论博得中国媒体一片欢呼。二哥跟着出访，媒体高呼“经略”东南亚。中国媒体向来喜欢自Hi，但是这一次无疑Hi过火。领导人出访本来要构建一个平等而和谐的中国——东盟关系，但是在部分文胆和官煤的自大之下，很可能会让东南亚对中国戒心进一步加强。

　　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友谊久远的例子：“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这在中国人眼里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并无半点违和感，但在其他国家的角度看来又未必。

　　郑和当年七次下西洋，目的有几个：第一个是宣扬国威，第二个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第三个才是贸易交流。郑和为什么要宣扬国威呢？为的就是要建立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系统。

　　台湾保守派中央研究院的张启雄解释了这个 “中华世界帝国”的秩序，这就是中华世界=中心+周边=华+夷=皇畿+藩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可见，在明清中国皇朝的意识之中，外国并不是和中国平等的国家，而是自己的藩属，比自己低一格，处于从属地位，甚至被视为地方政府。

　　当然，这种中华帝国的概念其实并非一直如是，事实上，在宋朝时候的，中国一直愿意和外国平等相处，无论对周边的辽、金、西夏、大理乃至其他外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最后被蒙古征服，沦为蒙古人统治下的国家，成为当时庞大蒙古帝国中的一部分。这本来并非值得庆幸，但由于各蒙古国家在名义上以占领中国的元帝国为首，于是在后来的中国人心中，竟又从殖民地被统治者视角中看到了中华帝国的梦想。因此，中国的这种思潮乃源自蒙古，起自明清。

　　朱元璋推翻蒙古在中国的统治之后，就立即以元帝国的继承者自居，一方面武力兼并了不少原来长期独立但却被蒙古兼并的国家的领土（如大理和西夏故土），另一方面派出使臣向海外各国宣示，要求各国承认明朝取代蒙古的中央皇朝地位。向来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琉球等，正是在这时沦为中国的藩属国。成祖朱棣，得国不正，更需要以宣示国威以及各方臣服为象征，以合法化自己的地位。这就有了郑和下西洋之举。

　　中国现代史学界向来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和平的，但这一观点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挑战。从书面记载来看，郑和下西洋兵力极为庞大，多达两万七千人（此人数有争议），显然超过了一般和平出使的需要。而郑和所到之处，都要求各国奉中国为正统以及向中国进贡。这套中华帝国体系说白了，就是一套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体系。在大兵压境之下，很难说外国这种低头是心甘情愿的。事实上，一些不愿意臣服的国家（或者土邦）就会受到中国的武力打击。比如在锡兰，中国就生擒了不愿臣服的国王，押解到北京发落。

　　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结果是朝贡贸易的兴起。中国一直认为作为宗藩体系象征的朝贡贸易是对外国有利而中国事实上处于吃亏的一方，是中国对外国的恩惠。从经济上说，确实外国得到的好处更多。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外国之所以“热衷”朝贡贸易，根本原因就是明朝仅仅开放了朝贡贸易这一种通商方式，而各种民间的贸易都被明令禁止。于是中外贸易不得不通过朝贡这种形式来完成。正是因为如此，加上外国需要中国的产品，各国才不得不以卑下的形式来进行。反观宋朝，民间贸易完全开放，朝贡贸易的比例就极低。因此，确切地说，中国一直以经济手段来迫使外国以卑下的身份“事大”。

　　另外，中国史学一提宗藩关系就强调朝贡贸易对外国的好处，但是却很少提及这种宗藩关系对外国的困扰。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崛起》一书中准确地还原了“藩属国”接待上邦大国时的劳民伤财以及各种小心翼翼之下还动则得诟的困扰和屈辱。

　　对于郑和下西洋这种行为，有的外国学者称之为殖民主义。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准确的，因为郑和一来没有占领外国的领土，二来也没有证据显示郑和在外国所留下的兵力对外国的政治和贸易有持续性的实质影响。但是，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这并不等于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和平而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相反，这是一种以军事和经济双重手段所强行构建的“中华帝国”式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因此，在这次外交行动中提到“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外交往的例子，无疑勾起了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这段不平等关系的历史回忆，背离了领导人要构建平等关系的初衷。

　　这种印象被新华社记者以“经略”二字来形容总理对东南亚的出访进一步放大了。如果新华社的记者辩称不知道“经略”是何意义，用在什么场合，那么可以翻查一下《现代汉语词典》中经略的意思，当它用于某地的时候，是指经营治理。传统上，只有对自己治下的领土（如经略西南）或者最多是自己藩属国（如经略朝鲜）才能用“经略”二字。现在东南亚既非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的藩属国，甚至不是中国的势力范围（一哥明言中国不建立势力范围），谈何“经略”东南亚？因此，“经略”二字，充分暴露了记者的内心深处的大国主义思维。

　　当然，我相信三番四次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领导人的真实意愿并非如此，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场合。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存在这么一种势力和思潮，他们把东南亚视为中国的后院，企图利用军事压力与经济利益，在东南亚重建过时已久的中华帝国体系。有的人，比如空军大校戴旭，甚至对郑和下西洋时没有侵略东南亚，把东南亚变为中国的殖民地而耿耿于怀。

　　不得不说，这些思想既是过时，又是危险的。《联合国宪章》声明“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之后，大国沙文主义早就沦为过街老鼠。周恩来总理早在1955年代万隆会议之上就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后历届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不谋求势力范围。这些承诺都是庄严的国家承诺，直到现在还有效。部分右翼传媒的鼓噪不但有违国家的既定路线，还不断坐实了一些西方人士的“中国威胁论”的预言，更已经引起邻国对中国的警惕。美国日本印度等之所以在近年在东南亚国家中越来越受欢迎，和这种思潮在中国右翼人士中的泛滥而引起东南亚各国的恐惧不无关系。因此，这些右翼人士口上谈爱国，实际却不断做害国之事。爱好和平的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中国人民应对之有充分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