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有没有铁板一块的阵营？恐怕没有。甚至连小家庭，也随时都有意见相左、思想迥异的时候。别以为亲情可以熔化固化一切，古往今来，父子不睦、夫妻成仇的惨痛例子数不胜数。

　　管好身边人、治好家里人，预防后院起火，已不仅仅是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信条了，而是世界众多国家公职人员的共识。

　　初唐名相房玄龄是一位典型的儒生，史载其“治家有法度”。但比起颜之推、曾国藩等，相差甚远。因为房相治家不务实，尽卖萌了。

　　房玄龄的妻子卢氏，刚烈有余，智慧不足，难称其职。据《新唐书·列女传》载，“房玄龄妻卢，失其世。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人帐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它。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这个故事流传极广，勿需翻译了。

　　记述者用一“诿”字，形象贴切，把房玄龄的萌点诟病得体无完肤。想想也是，你若真死了，妻子改嫁与否，你老房做不了主；若真心为妻子考虑，可以提前拟好休书，光叮嘱有个屁用。隋唐时关于婚姻的律条，以老房饱读之人，又不是不知道，何必以退为进跟妻子耍心眼儿？

　　卖萌的结果，没得到贤内助，却欠下一辈子感情债。卢氏损一目，性情变得乖戾，以“至妒”闻名当时。《隋唐嘉话》云：梁公（房玄龄封爵梁国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

　　如果不是宽容大度的李世民，如果当事人不是功在社稷的房玄龄，老房家必灭九族无疑。“贤内助”差点成为“扫把星”！

　　正史上虽未记载卢氏有借丈夫权力为非作歹的劣迹，但连皇帝、皇后也不买账的女人，其在家里的嚣张跋扈，又该是何种情形？

　　联想到曾国藩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的八字诀，“尚廉、尚谦、尚劳”三致祥为核心的治家方略，房玄龄在治家上就显得粗疏杂乱，甚至倒三不着两。

　　褚遂良撰写的《梁文昭公之碑》里对房玄龄不乏溢美之词，如“政以礼成，教由言满，通德门”云云，赞其治国，确矣，美其治家，谬矣。《新唐书》记，“常恐诸子骄侈，席势凌人，乃集古今家诫，书为屏风，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汉袁氏累叶忠节，吾心所尚，尔宜师之。’”

　　治家的目的，是让世代子孙从中借鉴而受益，房玄龄却单纯示以“保躬”，这是“术”而非德用，显然不是正途，实在是孟浪之举。好比老爷子跟儿孙辈炫耀明哲保身之技巧似的，不是卖萌又是啥？

　　《资治通鉴》里载有一件事，说房玄龄留守京师，病得厉害。其时李世民忙于跟高句丽开战，玄龄谓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馀责。”乃上表谏。

　　表面上看，他是在为诸子作忠君爱国、敢于直谏之垂范，其实不然。所谓“文死谏”，多数的历史时期，都是因人而异的，比如魏征、房玄龄等人的“死谏”，却不会死；数十年之后的裴炎却被武后削去了脑袋。不因时因势因人的家庭教育，很难形成严谨的家风，亦很难发挥良好的榜样力量。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房玄龄通史，治国无虞，治家却不知其用，又似卖萌，遗憾。

　　治家一务虚，后果很严重。房玄龄去世后，儿子媳妇们再无管束，“德用”缺失之恶果很快显现，老二媳妇高阳公主诬告老大房遗直对自己无礼，正是典型的“术用”，目的是为丈夫争取承袭国公爵位。高宗李治信以为真，派长孙无忌鞠审。这一审不得了，竟审出高阳公主和房遗爱两人想要谋反的事。

　　而曾国藩的后人，却代有美才，曾纪泽为曾国藩长子，一生勤奋好学，廉洁从政，为清末着名外交官。曾纪耀为曾国藩次女，夫家经济困窘，但她牢记父训，谦虚俭朴，多方筹划家务以尽妇道，与家人和睦相处。两相比较，房玄龄泉下有知，宁不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