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外戚、宦官势力交替擅权最严重的一个朝代。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外戚集团专权，历经顺帝、冲帝、质帝、恒帝四朝的粱氏外戚集团专权，写下了东汉历史最黑暗腐朽的一页。宦官势力因在和帝时参与诛除窦氏集团开始兴盛，安帝时又因参与诛除阎氏外戚集团进一步得宠于皇上，因而势力逐步壮大。到汉恒帝时因谋划铲灭梁氏外戚集团而达到权势的巅峰，完全控制了朝廷大权。

　　梁冀外戚集团被铲除后，宦官因有功加官进爵。左悺、唐衡等五人同时被封侯，人称“五侯”，刘普、赵忠等八名小黄门又被封乡侯。当时人们痛恨他们，编民谣唱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形象地描绘了他们的凶残跋扈嘴脸。这伙恶宦官上台后，无恶不作，“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恒帝后期，宦官的擅权，引发了正直官吏对他们的不满与斗争。其中，李膺就是一个杰出代表。

　　李膺（110—169），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出身衣冠望族，生性简亢，没有什么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举孝廉后，被司徒胡广征辟，得中高第，逐渐迁升为青州刺史。属下群县令畏其威名，竟至纷纷望风弃官。其后，李膺又相继担任渔阳、蜀郡太守。在蜀郡任内，李膺修建学校，申明法令，恩威并举，当地所出珍玩，一概不入家门。因李膺政绩突出，被朝廷调任为护乌桓校尉。其时，鲜卑一再侵扰边塞，李膺时常身先士卒，率步骑临阵交战，即使身负创伤，也拭血再战，令鲜卑士卒闻风丧胆。后因公事免官，李膺回到故乡，教授生徒，慕名前来就读者，常多达千人。其师荀淑之子荀爽，当年也是小有名望之人。一天，荀爽前来拜见李膺，并为李膺驾车。回去以后，竟十分欣喜地说：“今日乃得御李君矣。”时人能为李膺驾车而荣耀，李膺受人仰慕之程度可见一斑。

　　永寿二年（156），恒帝重新征拜李膺为度辽将军，反击鲜卑军队侵扰。先前屡次袭扰张掖、酒泉等地的羌族、疏勒、龟兹等首领，见李膺到来都望风畏服，将过去掳掠去的人口全都送回。从此之后，李膺的威名声震远域。然而，让李膺声名远扬至今的是他不畏宦官势力嚣张气焰，坚持斗争，做了三件令宦官闻风丧胆的大事。

　　延熹二年（159），李膺被召回京师，升迁为河南尹。数年后，曾任北海郡守的宛陵大姓羊元群，因贪污敛财，声名狼藉而罢官，竟然将郡舍的奇巧之物带回家中。李膺闻知，准备追究羊元群贪赃之罪。不料羊元群已经以贿赂买通了宦官，李膺竟反而获罪，成了左校弛刑徒。幸亏太尉陈蕃和司隶校尉应奉极力为之申辩，才免于受刑。

　　延熹八年（165），李膺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司隶校尉。他并未因曾遭受宦官打击而退缩，仍然强硬地与宦官势力相抗衡。当时，中常侍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在任期间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张朔听说李膺办事快疾威严，便畏罪逃回京城，隐藏在哥哥张让家中夹墙内。李膺得知后，立即率领将吏士卒打开张让家夹墙，逮捕了张朔，并送交洛阳监狱。李膺担心夜长梦多，当张朔承认自己犯罪后，就立即将张朔杀了。

　　张让自然不甘罢休，去向恒帝诉冤。恒帝即诏令李膺进殿，亲自指责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请而擅自杀死张朔。李膺毫不畏惧，理直气壮地答道：“从前晋文公逮捕卫成公，把他送入京城，《春秋》肯定了这一做法。《礼记》说王公贵族有罪，虽说允许宽宥，而主管者坚持要按法律治罪可以不肯听命。昔日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上任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现在臣到任已经十天，私下里担心因办事拖延而犯错，没料到却得了个办事快速利落的罪名。臣自知罪责，死期就在眼前，无话可说，只请求留任五日，严惩主犯元凶后，再接受‘鼎镬’的严刑，这是我平生的愿望。”一番话说得恒帝无言以对，转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司隶有何过错？”史书记载：“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自此以后，大小宦官都老老实实，节假日也不敢再走出宫门。恒帝惊问其中原因，宦官们都叩头流泪说：“害怕李校尉。”

　　李膺此举，使得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士大夫都把得到他的接待视为莫大的荣誉，称之为“登龙门”。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当时，在太学诸生中流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的赞誉。

　　延熹九年（166），李膺又做出了一件令宦官切齿痛恨的事情。河南术士张成依仗与宦官交往甚密，连恒帝都向他询问推占之术的关系，竟唆使其子杀人。李膺自然不肯放过，督促手下予以收捕，但张成凭借其上层关系不久被赦免。李膺对此极为愤慨，不顾已有的赦免之令，将张成杀了。李膺的这一举动，无异于捅了马蜂窝，也给宦官以反击的口实。宦官们借此诬陷李膺与太学士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恒帝本来对李膺擅自行事感到恼火，见到上书更是震怒，当即诏令全国，逮捕党人。太尉陈蕃有心拯救李膺等人，不肯在文案上连署。这就更加激怒了恒帝，下令将李膺等人投入宦官设置的黄北门寺狱，并在全国大肆搜捕，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相继被收执。第二年，恒帝将党人全部赦归田里，终身禁锢，不得为官，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167），恒帝崩，灵帝立，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与陈蕃共同执政。但不久，窦氏外戚集团翦灭宦官集团行动失败，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连皇帝也玩于他们的股掌之上。宦官疾恶李膺等人，虽然未下毒手，但每次颁发诏书，都要重申党锢的禁令。建宁二年（169），在宦官集团策划下，李膺、杜密、范滂等名士，无不身陷囹圄，一百多人被逮捕，后全死于狱中。历史上称之为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受牵连者多达六七百人。当时，朝廷要收捕李膺等人的消息传来，有人劝告李膺赶快逃走。可是李膺却坦然答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随即挺身而出，自赴诏狱而死。

　　后人对李膺等人为代表的东汉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不避时难的气概予以了高度评价。读《世说新语》、《后汉书》等典籍，那些最能打动人的便是古籍中三言两语的记载。《世说新语》卷一《德行》篇记载了陈仲举（蕃）、李元礼（膺）等人的言行，对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的品行予以高度赞扬。陈蕃、李膺、范滂都是当时士林中的领袖人物，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与人格追求，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已经呈现出一种群体的自觉意识。

　　明末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中论及后汉的“党锢之祸”时说得很透彻，西汉时自从汉武帝表彰六经，倡导儒学以来，虽然经师很多，学的人也不少，但儒学的真谛并未被弘扬，许多人只是将儒学作为功名利禄的工具，所以汉末王莽篡权时，许多人竞相上书祝贺，颂扬王莽的功德。光武帝建立东汉后，鉴于这种状况，于是加强了教化，尊崇节义，考察名实，所任用的人，都是以经明行修着称的人，风气为之一变。等到东汉末年时，朝政昏黑，国事日非，而那些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正如诗经中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还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清代着名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曾比较唐代与明代士大夫与宦官作斗争时也说道，其勇气远远不能与东汉的官僚士大夫相提并论。

　　李膺在险恶的环境中，表现了自己杰出的才干。他上马能杀敌，归隐授学业，堪称文武全才。更为可贵的是，他在与宦官势力的抗争中，有勇有谋，胆略过人，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和敬仰。尤其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膺以“事不辞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节，是中古时代中国仁人志士高风亮节的传神写照。李膺，确实无愧于“天下楷模”之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