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学至宋代，发展为格物致知、明心见性的“程朱理学”，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作为“二程”的兄长，程颢从小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师从道州（今湖南道县）周敦颐，研经习道，发奋钻研，一生不辍，“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颢传》）终成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的影响，被奉为“先贤“，祀于孔庙东庑第38位。让人惊异的是，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不仅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州县基层任职多年，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初出茅庐的断案高手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洛阳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程颢参加了当年的丁酉科考试，考取进士，随即被任命为京兆府雩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后又任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市）主簿、晋城（今山西晋城市）县令等职。

　　宋代县一级的主簿，其职责按照曾任过同安县主簿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中所说：“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这说明在宋代，主簿不仅掌管文书、考核、出纳等事务性工作，有时还要负责狱讼官司。程颢刚刚上任，就有件棘手的案子打到了他的跟前。某乡民租赁了自己兄长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年，一天在宅基地附近劳作时，竟然挖出一坛“瘗钱”（陪葬的钱币），真是喜从天降。但侄子却说，这笔钱是他父亲当年埋下的，要求物归原主。天降横财，哪能拱手相送？叔叔死活不答应。于是，侄子一纸状子，递到了县衙。程颢看过状子，问侄子，你父亲埋这笔钱多久了？答曰四十年。又问，你叔叔租赁宅子多久了？答曰二十年。程颢安排小吏，从挖出的铜钱中挑出十千钱，让侄子过目，然后大声说：“如今官府所铸造的钱，不过五六年就流通天下，而挖出的钱，是你父亲未埋前数十年所铸，皆为古钱，世间岂有选择古钱作为“瘗钱”埋藏于地下之理！”侄子听后，大惊失色，只得承认自己的妄诉之实。

　　晋城一位姓张的富户，父亲去世不久，就有一老叟找上门来，对他说：“我，乃是你亲生父亲。”张富户听后大骇，父亲刚刚入土，天上马上掉下个亲生父亲，哪有这样凑巧事情？他不认，人家偏要他认，争执不下，告到了县里。程颢坐堂，照例从线索入手。他问老叟：“想当父亲，有何证据？”老叟说：“年轻的时候，我以行医为业，长年在外行医，后来，妻子生下一子，贫不能养，无奈，只好忍痛将儿子送给了张家。”程颢问：“何以为证？”老叟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抱儿与张三翁家。”一看纸条，程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他说：“按照年龄去算，送孩子这一年，张家父亲才四十岁，四十岁的中年汉子，怎么会以‘翁’相称？”老叟一愣，知道讹诈被县令识破，顿时汗流夹背，连连磕头谢罪。

　　探索地方管理新模式

　　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之时，刚刚三十出头，年轻得很。但别看他年纪轻轻，做事却思路清晰，决策果断，而且善于创新。他在晋城任职三年，期间所做，不单单是调解纠纷、依法治讼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他还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这一点，是许多仅仅为积累资历、应付“磨勘”、谋取升迁的基层官员们无法望其项背的。

　　一是减轻农民负担。当时，晋城老百姓交皇粮，要直接送往边境，以备军需。然而，晋城与边境之间路途遥远，到了催粮之时，家家户户送粮忙，长途跋涉，耗时费力。倘若直接到边境附近购粮交纳，恰逢交粮高峰期，粮价又太贵，往往购粮所费，远远超出实际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此，程颢推行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动员一些富户、商人，让他们粮价便宜时，在边境附近购粮储存，待交粮之时，再卖给晋城父老，规定只能略有赢利。这样，富户、商人有利可图，而农民既无长途运输的劳顿之苦，也无粮食紧俏时的涨价之忧，负担大大减轻。一个小点子，解决了大问题，老百姓为之欢呼。

　　二是推行“伍保”之法。程颢按照村民居住远近，编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间，“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强扶弱，富帮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孤寡、残疾、流浪者，都责成有能力的亲戚、朋友、乡亲给予照顾，进行救助。于是，乡里之间，奸伪无所容，疾病有所养，风俗大变。据说，晋城至今民风淳朴，热情好客，还是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颇高，古风犹存啊。

　　三是大力兴办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程颢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刚到晋城，他就风尘仆仆深入各地，与老百姓当面交流，调查了解教育实情，商量办学大计。他认为，“乡必有校”，任职期间，他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牵头建立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儿童选择教材，修订教材，连断句之类的小事，都亲力亲为，“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宋史？程颢传》）晋城内外，好学之风，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动人图景。

　　程颢任晋城县令期间，可谓管理有序、负担减轻、事业兴旺、一派繁荣。据《泽州府志》说：“（程颢）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振野。”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着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所以，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但程颢任御史，却执拗、较真，他常常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以诲人不倦的态度，把那些“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之言，“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之劝，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数落，不厌其烦。问题是他不厌其烦，那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有一天午餐时间都过了，程颢还在一二三，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这时，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这时，程颢才只好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当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宋神宗委以大权，凡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权负责，甚至干部任命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士气萎靡、军备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宣传改革，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惊，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弹奏王安石表》）司马光对王安石，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而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却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帽子”。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宋史？程颢传》）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他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丝毫没有改变。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便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批评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贬低他稍有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倒也确实一语成谶。之后，程颢打了个辞职报告，请求解职外调。王安石虽然对程颢反对变法的坚定态度感到失望，但在反对变法的阵容中，程颢依然是王安石最尊敬的人。见程颢去意已决，王安石推荐他为提点京西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没有降，反而升。程颢认为这个任命“恩典过颁”，死活不答应，坚决推辞，王安石又推荐他为签书镇宁军（治所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判官，程颢才卷起铺盖赴任。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却的确温柔敦厚，休休有容，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签书判官

　　宋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州、府、军、监四种，程颢去的镇宁军，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设有知州、通判作为正副长官，签书判官是幕职官，全称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书判官”或“签判”，辅助长官处理政务。